從官制變化看宋代制度文明

　　原標題：從官制變化看宋代制度文明

　　近年來，諸多研究從政治、經濟、文化等角度揭示了宋代文明達到的高度，但從官制角度討論宋代文明的還比較少。筆者認為，複雜的官僚制度是宋代文明高度發展的表現之一，同時也為宋代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制度環境。由於北宋前期實行官、職、差遣分離制度，導致其往往被貼上“紊亂”等標簽。但是如果理順北宋官制的由來，深入了解北宋前期官僚等級制度的實際運作，我們的誤解自然會消除，同時多角度分析宋代官制的特色，也有利於增進我們對宋代文明的理解。

　　在中國古代，臨時設使是經常現象，作為一種固定制度的使職差遣盛行，僅存于唐後期至北宋前期。一般認為，唐代使職差遣盛行，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需要，同時也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的需要（陳仲安：《論唐代的使職差遣制度》，《武漢大學學報》1963年第1期）。

　　轉換觀察視角可發現，廣泛設置使職以適應新變化，只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元豐改制終止了使職差遣制度，代之以新的機構和職官設置，可以六部變化為例説明其變化邏輯。唐後期至北宋前期，由於使職差遣的盛行，六部體制趨於瓦解，這一定程度上可以説是因為六部體制不適應新形勢。元豐改制後，雖然六部體制恢復了，但這時的六部和唐前期的六部差別非常大。比如，吏部下設七司，和唐前期吏部設四司不同。這説明，機構和新形勢之間的矛盾可以通過改變機構設置來解決。使職在設置之初有靈活性，便於皇帝或朝廷操控，後來大部分使職固定化，隨著官僚管理制度中資序的發展，無論是職能還是任職人員，使職和固定機構的職事官差別不大。那麼，北宋前期為何還要實行使職差遣制度，唯一的解釋就是“宋承唐制”了。

　　進一步探討北宋前期使職差遣盛行的制度背景，天一閣藏明抄本《天聖令》的發現和研究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線索。《天聖令》由兩部分構成，“宋令”是“因舊文以新制參定”，此後還附有宋代並不行用的“唐令”。天寶以降，唐代律令有雙重特性：一方面，律令中有很多不適應社會劇烈變化的內容，相關律令條文實際已被罷廢，但依然附錄在正式令文中；另一方面，還有律令小幅修改後仍發揮作用。唐代律令的這一特性，給唐後期至北宋前期官制帶來全方位的影響。

　　《天聖令》中與官制研究密切相關的《官品令》《職員令》沒能保存下來，不過我們可據其他令文以及相關史料推測其特點，並可以看出唐代的《職員令》《官品令》不少內容在唐後期至北宋前期還是發揮作用的，兩者對朝廷機構的設置以及職官的員數、品級、職能均有詳細規定，如果大幅度改變機構及職官設置需要大改令文，這一做法在當時是不允許的。唐代律令的二重屬性決定了在面對政治、經濟、社會劇烈變動時，機構和職事官不適應新形勢，不能通過改變機構和新設職事官來適應新形勢，只能另外設置使職。

　　宋神宗元豐年間改革官制，廢除使職差遣制度，重新設置政府機構和職官，新的機構和職官完全突破了唐令的限制。比如，樞密院不再是使職機構，而是律令內的正式機構；樞密院的主要職官在北宋前期都沒有官品，改制後則有了官品。與機構、職官改革幾乎同時，宋朝的律令體系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元豐七年（1084年）三月，新的敕令格式修成並頒行天下。不少唐代令文仍會打散出現在元豐之後的法令條文中，但此時的宋令已完全突破唐令的限制，可以大幅修改唐代令文，也可以在唐令之外新擬條目，具有宋代特色的宋令正式形成。部分發揮作用的唐朝令文和使職差遣制度是一對孿生兄弟，改革政府機構和職官設置，廢除使職差遣，意味著唐朝《官品令》《職員令》等相關令文已徹底失效，伴隨著官制改革，律令制度必然要跟著變化。

　　北宋前期官制的上述特點可用新舊疊加來描述，“舊”指的是部分沿襲唐代律令內容，北宋前期官品基本同於唐開元二十五年官品，《職員令》對機構設置的規定也保留著。“新”是指北宋前期存在大量使職，這些使職都沒有官品；部分使職和職名逐漸品官化，和有官品的職事官共同構成北宋前期的等級序列。

　　新舊疊加這一特點對理解此時期官僚等級制度非常重要。分析北宋前期官制，都會提到“官、職、差遣”，“至於官人授受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差遣以治內外之事”（《文獻通考·職官考一》）。“官”是唐代的職事官，在宋代為本官階。按“官以寓祿秩、敘位著”的説法，似乎官員的等級都是由本官階來決定，實際並非如此，決定官僚等級的是官、職、差遣的組合，而不是單獨的本官階。康定二年定百官朝服，《官品令》所載為有官品的職官，《閤門儀制》中是沒官品的。比如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大朝會則服之”，除了《官品令》中所載一品、二品職官外，還包括兩府大臣、使相以及宣徽使等，這些職官沒有官品，但在《閤門儀制》中“並在東宮三司之上”，故而可以比照一品、二品職官擬定朝服。禮院上奏多次提及“品位職事”一詞，品位職事同時包括《官品令》和《閤門儀制》中的職官，亦即律令職官和律令外職官。律令職官沿襲唐舊制，律令外職官的範圍則較寬泛，並不是所有律令外職官都會納入常見的官僚等級制度序列。

　　納入等級序列的職官，與五代北宋前期流行的職官分類有關。《宋史·職官志一》雲：“大凡一品以下謂之‘文武官’，未常參者謂之‘京官’；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諸司而下，謂之‘內職’；殿前都校以下謂之‘軍職’。”文武官、內職、軍職是並列的三類職官，這個分類始於五代後唐，廣泛存在於北宋前期。“文武官”又可稱作外朝文武官，包括有官品的職事官，宰相和御史臺機構沒有官品的職官，以及武官高階、幕職官等。內職又可稱內朝官，這些官員一般不在朝廷外殿（文德殿、大慶殿）行禮序班。軍職由三衙職官、御前忠佐司和藩方馬步軍職官構成。

　　北宋前期重要的官僚等級制度俸祿、合班、恩蔭等，都和品官有關。品官既包括有官品的律令職官，也包括通過比品、視品的方式獲得準官品的律令外職官。比如在合班之制中，既有用作本官階的三省六部職事官，也有宰相、樞密使、三司使、翰林學士等差遣，以及館閣學士等職名，合班之制中的職官都是品官。按照官、職、差遣的分類去觀察，合班之制自然看似“紊亂”，但品官本身是有規律可循的。品官中的官、職、差遣，每個構成部分發揮的作用不一樣。本官階與日常考課掛鉤，能穩定官僚隊伍，大多數普通官員都是通過積累資歷向上升遷的。階官很容易因濫授而貶值，如隋唐時期的勳官和散官，後來都因濫授而貶值。北宋前期本官階沒有大幅貶值，這與品官的綜合構成有關，由於激勵官員的手段很多，不需要通過大幅提升本官階來達到這一目的。本官階的遷轉路徑不是單線的，一般進士出身可越級遷轉，無出身則逐級遷轉，這保障了科舉出身的官員在官僚體制中佔有絕對優勢。另外，帶職以及出任要重差遣，本官階升得更快，這便於有才能的官員脫穎而出。北宋前期差遣分品官差遣和無品差遣，品官差遣與官員的具體職掌有關，同時和用以優待文士的“職”一樣，能提高官員的地位。

　　這些看似複雜的制度設計可實現如下目標：

　　第一，維持穩定的政治社會秩序。三類職官的區分，蘊含著防弊的考慮，將事任和人員分為三類，切割權力，防止任何一方權力擴張危害社會穩定。軍職是單獨的一類職官，這既意味著對軍隊的重視，同時也阻止軍人干預國家大政方針。內職起初都是與皇帝關係親密的職官，是皇帝加強君權的重要依靠力量，君權的鞏固有利於國家走出晚唐、五代軍閥割據局面，重建穩定的社會秩序。

　　第二，官、職、差遣的組合，既維繫官僚等級制度的正常運轉，也能調動不同類型官員的積極性。本官階平穩升遷，保證官僚隊伍的穩定，有利於大多數官員；職名照顧了有文才、有能力的官員以及從高層退下來的特殊身份官員；差遣則讓行政能力強的官員充當要任。通過把本官階、職名、差遣納入“品官”綜合系統，多方面調動不同人才的積極性。這種官制和當時複雜多元的社會相適應，有利於各類人才的選用和提拔。

　　第三，制度鼓勵在京官員和地方任職官員的雙向流動。北宋前期，官員的第一任差遣是在地方擔任幕職州縣官，或者出任管理倉庫等經濟事務的監當官，這使得絕大多數官員都有基層任職經歷。類似舉措能保證在京官員在執政過程中，制定或推行相對符合地方實際的政策。同時，中央高官也可到地方任職，帶職能讓官員保留高官身份。在差遣高下調整的同時，官員的身份基本穩定，讓中央官克服排斥出任地方官的心理障礙，中央和地方的資訊交流頻繁暢通。

　　總之，從唐後期到北宋前期，官僚制度變化是緩慢進行的，人為設計的劇烈制度改革相對較少。在此過程中，經過多輪興利除弊的細微制度調整，好的做法和經驗得以保留。各項官制設置是多種社會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經過反覆博弈，執行的制度能實現各個群體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多種激勵措施讓各類有才能的官員快速成長，同時中央官和地方官有暢通的交換機制。宋代文明發達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官僚制度設計既是文明本身的體現，也為文明發展提供了制度環境，維持了社會的穩定。

　　（作者：陳文龍，係華中科技大學語言文化係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