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敘事與個人口述：歷史的補白

　　《重建中國社會學：40位社會學家口述實錄（1979-2019）》，周曉虹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

　　我們之所以在觀照新中國工業建設的歷史敘事的同時,開啟人物群像的口述史研究，是因為我們深信，以往我們對於當代中國的研究，在宏大的國家敘事之外，對每一個個體的鮮活歷史和深邃感悟沒有予以應有的重視，以致那些本該栩栩如生流傳下去的歷史無法顯示自己的內在紋理。其實，如果歷史的記述者能夠考慮到底層的或自下而上的視角，就容易體悟到：不但每當宏大的歷史車輪在每一個個體的生命歷程中駛過的時候，都會留下或深或淺的轍印，並由此埋下他或她未來人生走向的草蛇灰線；而且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宏大的國家敘事還是悲壯的民族史記，雖説不能簡單地還原為個人的慾望和努力，但也缺少不了蕓蕓眾生的生命歷程的交相編織。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在宏大的國家敘事的畫卷上，如果缺少了形色各異的個體補白，所有的歷史都將是灰色的。

　　從單純的國家敘事，轉向對個人表述的相容並蓄，這樣一種新的歷史觀的發展與20世紀50年代以來口述史學的發展密切相關。口述歷史在當代的流行，既歸因于歷史學的轉向，也歸因于現代技術手段的便捷。所以，雖然幾乎有關口述史學的歷史追溯都會提及阿蘭·內文斯194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創建口述歷史研究室的壯舉，但口述史的真正動力卻受益於英國社會史學倡導的“自下而上”看歷史的傳統，它使得從50年代起從事口述史研究的前輩們對記錄“普通”勞動者的經驗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就後者而言，不僅最初的口述史學的流行有賴於20世紀錄音設備和技術的進步——由此使得從中國社會代代相傳的説書人到現代社會學的田野訪談者所進行的類似工作有可能獲得方便的記錄，而且當前“新的數字技術也正在改變我們記錄、解釋、分享和呈現口述歷史的方式”，並因此引發了口述史學領域新的範式革命。

　　在口述史學中，“口述”（oral）和“歷史”（history）這兩個概念的並置，既標明瞭口述者與傳統歷史記載的隔離性，同時也揭示了當這兩個概念組合在一起時可能産生的顛覆性意義。儘管包括《荷馬史詩》和《詩經》在內最早的歷史是以口述的形態流傳下來的，但在歷史學或職業歷史學家産生之後，普通的口述者或親歷者就被正統的歷史排斥在外，後者關注的是帝王將相或國家民族的宏大敘事，而包括販夫走卒在內的普通人則成了歷史研究中的邊緣人或弱勢群體，在傳統的歷史中他們幾乎佔不到任何有意義的敘事空間。

　　從這樣的角度來説，口述史學對傳統史學的顛覆性意義起碼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因為口述史學自出現之時即將普通人的生活及其經歷作為關注的對象，由此使得國家歷史的宏大敘事獲得了個體體驗的具體補充；其二，口述史學也讓原先被忽視了的下層民眾、婦女和少數族裔獲得了表達自己的意見、感受、榮耀甚至不滿的可能。在口述史學誕生之前，不僅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調查中使用過口述材料，歐洲最早的一批經驗社會的研究者也都是口述資料的嫺熟使用者，如以研究倫敦的貧困現象著稱的查爾斯·布思廣泛使用了來自訪談的口頭敘述。在口述史學出現之後，收集口述資料被用來訓練學生們的歷史感，而且收集口述資料推動了勞工等中下層民眾的研究：這類研究不僅使原本默默無聞的普通勞工成為歷史敘事的主體，並且通過社會認同的激發，“導致某些大型廠礦和鋼鐵基地中集體性的傳記寫作群體的形成”，這也是我們今天的同類研究的前導。

　　我們無意于用個人口述取代國家敘事，但我們相信個人口述起碼可以起到為國家敘事“補白”的作用，它使得我們的歷史不僅全面，而且更為生動。我們知道，在有關口述史的討論中，最具爭議性的議題，常常集中在口述史的真實性或口頭資料來源的主觀性上，這也常常被人們認為是口述史與傳統史學最大的區別。持實證主義立場的批評者堅信，人們的記憶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耄耋之年身體的衰弱、懷舊情感、採訪者和被訪者雙方的個人偏見，以及集體的影響和對過去的回顧性敘事等諸種因素的歪曲”。更為尖銳的批評甚至認為，口述歷史正在進入“想像、選擇性記憶、後期拋光（overlay)和完全主觀性的世界”。

　　站在建構主義的立場上，口述史既然是個體的生命過程、社會經歷和情感世界的敘事，就一定充滿了主觀性、不確定性和變動性。但是，承認口述史及集體記憶的主觀性和歷史價值，並非要否認其歷史真實性或客觀性。口述史的客觀性最淺顯的表述，是任何個體的口述史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訪者所親歷的時代進程和社會狀況，以及親歷者本人在時代及其變遷下的個人經歷、體驗與反省。雖然受社會、政治和相關處境的制約，口述者存在掩飾或歪曲個人行為或事件意義的可能，但這幾乎是所有社會科學的定性研究資料都可能存在的問題，絕非口述史料的獨疾。進一步，有鋻於口述史的採集常常涉及同一群體的不同成員，這也為我們比較、對照和核實歷史細節與生活事件的真偽提供了可能。（作者為南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院院長、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