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我一生的榜樣

　　江姐的藝術形象，大家都很熟悉，藍布旗袍、紅色毛衣、潔白圍巾。她也是我一生的榜樣。小説《紅岩》和歌劇《江姐》是我心中的經典，我最愛唱的是《紅梅讚》。

　　1957年，我出生在東北，那個年代，物質上匱乏，精神上富足。到了讀書的年紀，我自個跑回家，翻出戶口本，去學校報名。穿上姐姐買回來的紅色皮鞋、天藍色褲子，我忙不迭地跑到左右鄰居家跟前，讓大家都知道我要上學了。

　　讀書塑造了我的性格，給了我看待人生更廣闊的視野。讀小學時，我是班長，學會的第一首歌是《東方紅》。我成了少先隊員，戴上了紅領巾。清明節去烈士陵園掃墓，我們一路哼唱的歌是：“翻過小山崗，走過青草坪，烈士的墓前來了紅領巾……”

　　讀中學時，學校排練歌劇《江姐》，選了我做主演，我別提多高興了。我們的首場演出在一傢俱樂部，觀眾是附近的學生、老師、農民和工人。觀眾席上，父親得意地向身邊人介紹我這個“江姐”：“這是我的姑娘！這是我的姑娘！”演出結束後，掌聲很熱烈。有的觀眾説：“要看看這些小演員的真樣子！”他們不敢相信，一群中學生會把這個歌劇演得這麼好。

　　江姐的形象，又美又忠誠純粹，我很佩服。她的唱段和臺詞，我倒背如流。閻肅老師的詞寫得多好啊！一開始孫明霞送江姐上船時，江姐唱的是：“看長江、看長江，戰歌掀起千層浪，望山城、望山城，紅燈閃閃霧茫茫，一顆心似江水奔騰激蕩，乘江風破濃霧飛向遠方。”孫明霞唱：“祝你像江上的白帆乘風破浪，祝你像山間青松傲雪淩霜！”

　　演江姐、學江姐，她的堅強，她的忠誠，她的堅定信仰，她的無畏，成了我一生的楷模。當時，我便暗下決心，要以她為榜樣，做她那樣的人。

　　18歲那年，我追隨姐姐來雲南支邊，在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今香格里拉市）林業系統工作，一頭扎進了大山裏。我被分配到青年隊，參加林場建設，做炊事員。過了幾個月，又去做團支部書記。我到工段熟悉工作，記得那裏滿山都是松樹，鬱鬱蔥蔥，高聳入雲。我參加了養路段的大會戰，任務是保證運木材的便道暢通。一天山坡塌方，把我整個人埋了起來，幸虧工人們手腳麻利，從土裏救出我一條命……

　　後來，我陰差陽錯地成了林業局子弟學校的老師。我當時沒讀過師範，也沒進過大學，中學出來教中學，心裏真有點發怵。這所學校在一個小平壩子上，學生家長大多數是來自雲南各地州的少數民族職工，還接收了附近村子裏的藏族孩子。登上講臺，我激動又興奮，竟然熱淚盈眶，有一種崇高、神聖的感覺：我在教孩子們知識，甚至將影響他們的命運！

　　我性格要強，剛參加工作時的條件艱苦，初為人師的種種不適應，並沒有壓倒我，也沒覺得多苦多累。我在工段和年輕的工友們結下深厚感情，後來一步步調到林業局機關；又和孩子們打成一片，給他們洗衣服、縫扣子，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再去麗江教育學院讀書。青少年時期的經歷一直激勵著我，革命精神始終滋養著我。與“江姐”們比，我差得遠呢！我心裏一直想著歌劇《江姐》中的經典形象和情節，下決心把工作幹好，默默向他們看齊。那時流行唱卡拉OK，我最經常唱的，就是《紅梅讚》。

　　再後來，我從大理調到麗江華坪工作，健康出了問題，又遭遇家庭變故。在同事和同學們的幫助下，我走出了人生低谷。2001年起，我兼任華坪“兒童之家”福利院院長。工作中，我體會到教育對山區女性的重要性，在當地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支援下，創辦了免費的女子高中，為此吃了些苦。在持續家訪中，我更加堅定了辦好女子高中的信念。

　　仔細想想，為什麼做這些？這其中有我對這片土地的感恩和感情，更多的，則是一名共産黨員的使命和責任。因為受革命先烈的影響，我將黨的聲譽看得很重。我到山裏家訪，幫助了不少人。我內心覺得，學習江姐，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要站在講臺上，傾盡全力，奉獻所有。

　　每週一，我們女子高中全體師生在大操場上宣誓，面對著“共産黨人頂天立地代代相傳”的紅色大字。每週六上午，我們全體上思想政治課，講革命前輩、紅色故事。課間操，學生們一起跳“南泥灣”。水激石則鳴，人激志則宏。有學生和我説：“我上大學後，第一件事就是要入黨，要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産黨員，沿著革命先烈的足跡，哪需要我，我就到哪去。”我們在學生心中深埋一顆顆紅色種子，幫他們係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在紅色基因的傳承中，學生們遠方有燈、腳下有路、眼前有光，在山溝溝裏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美好的未來。我年紀越來越大了，但我希望孩子們記住江姐，也記住在女子高中的那“一抹紅”，這將是她們終生受用的財富。

　　（作者為雲南麗江華坪女子高級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本報記者徐元鋒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