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致敬新文化先驅

　　《覺醒年代》的藝術深度體現在它並不是歷史文獻的影像還原，也不是對歷史人物的“概念化”重現，更不是歷史事件的編年堆砌，而是把每個主要人物都作為完整的藝術形象來刻畫，借助大量歷史資料的線索，利用創作者的想像，找到了每個人物的性格之核，也找到了他們共處一個特殊時代的文化共性，從而使得這些人物的思想動機、行為方式、道路選擇、情感衝突都有了性格支撐，也有了時代烙印。每個人物的複雜性、多樣性也都統一在人物性格的內在一致性中。陳獨秀的雄才大略、光明磊落、剛愎自用、專橫霸道、視死如歸都是連為一體的，他與蔡元培、胡適等同仁，特別是他與兩個兒子的關係、與朋友們的關係，把陳獨秀天馬行空的性格體現得栩栩如生。人們會相信，藝術虛構而塑造的“陳獨秀”就是“真實”的陳獨秀。此外，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胡適溫和、務實、自由派的性格，李大釗平實、親民、醇厚的性格，作為長者的蔡元培沉穩、睿智、從容的性格，甚至辜鴻銘這種所謂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自傲、自居、自大的性格，都塑造得生動準確細膩，觀眾甚至都能通過這些藝術形象來解釋這些人物的政治道路和人生軌跡。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這部劇藝術地“活化”了歷史人物，從而證明了歷史劇創作的一個“原理”：人活則歷史活，歷史活則電視劇活。

　　正因為人物被“激活”了，電視劇才能不依賴外在的戲劇性、情節性和動作性，而是巧妙地以新文化運動各位先驅與舊文化、舊勢力、舊軍閥的對立作為衝突，以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這三隻“北大兔子”(三人各差12歲，均為農曆卯年出生)以及李大釗從志同道合到分道揚鑣的情感關聯為主線，形成了“桃園三結義”式的人物結構關係；以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等青年人在新文化影響下逐漸走開工克思主義道路，以陳獨秀與兩個兒子之間相敬相爭、殊途同歸作為兩條副線，使得電視劇的所有戲劇衝突，都成為人與人的衝突，成為情感、思想、性格、道路的衝突，觀眾仿佛置身於那個崢嶸歲月，與這些人物一起痛苦、一起焦慮、一起選擇。觀眾因為人物的鮮活而置身於劇，置身於歷史，這是這部劇最傑出的成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電視劇在注重歷史質感、人物鮮活的同時，還在敘事中注入了一種自然而然的歷史詩意。在故事與人物的推動中，它經常用一種情緒化的音樂、形式感的畫面、詩意的空鏡頭、別具一格的小道具，放大、渲染、強化電視劇中那些崇高的、細膩的、悲憫的、信仰的、意味深長的細節、情緒和歷史感，在這種詩意的“間離”中，完成了史詩品格的美學定位。

　　作為一部歷史正劇，歷史深度是這部電視劇的重要價值。全劇以袁世凱復辟、《新青年》雜誌創辦、北京大學改革、張勳復辟、文學革命、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分化、馬克思主義傳播、中國共産黨成立作為核心事件，全面展示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為什麼會發生，以及如何發生、如何變化，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會在中國傳播等歷史進程，呈現出那個歷史時代絕望與希望、衰老與新生、傳統與現代生死決戰的歷史氛圍和時代趨勢。電視劇用兩代人的選擇告訴我們，在那個中國即將被開除出地球“球籍”的時代，唯有壯士斷腕、革故鼎新才是中國的出路。雖然，歷史從來都不是按照人的主觀意願而發展的，歷史的河道有許多人們無法控制的暗礁、逆流，但是我們不能用所謂後來的“正確性”去否定昨天先驅者的嘔心瀝血和前赴後繼。從這個意義上説，這部電視劇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創作態度，正是這種態度確立了電視劇的歷史深度。

　　藝術深度、歷史深度必然會為思想深度奠定基礎。當胡適還停留在“新文化”“新人”的階段，面臨民族危亡的陳獨秀在李大釗影響下，已經從啟蒙之路急不可待地走上政治之路、政黨之路，表現出對中國道路的不同選擇。電視劇對人物命運的歷史再現，深化了“中國道路”的思考。從全盤西化到中國國情，從資本主義到共産主義，從俄國道路到中國實踐……電視劇呈現了中國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的救國思想以及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求索之路。傳統與現代、啟蒙與革命、政治與文化、救亡與圖存、學術自由與民族興亡、人道主義與階級鬥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自由解放與民主富強……所有這些一百多年來纏繞著中國人的問題，都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了深入探討。雖然並非所有的疑問都得到了最終解答，但它們對觀眾思想的衝擊和激蕩，依然體現了電視劇穿透百年的思想深度和強度。

　　曾經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巨大影響並親身經歷過這場運動的毛澤東説過，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産黨的成立”。這一趨勢在《覺醒年代》中也得到了清晰的體現。《覺醒年代》雖然不可避免地帶有特定時代、特定創作方式的時代影響，但它無疑是向拉開現代中國大幕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次崇高致敬，是對新文化儀態萬千的思想遺産的慎重繼承，劇中所謂中國“三千年之大變局”，第一代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用不同的方式對中國向何處去的追問，作為世紀考卷，至今依然振聾發聵。思想深度、歷史深度和藝術深度所支撐起的這部電視劇的特殊意義，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