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樂團副團長：高雅不等於“曲高和寡”

　　高雅不等於“曲高和寡”

　　趙東升

　　中國民族音樂的創作，在理念上曾走過一些彎路。創作不接地氣，不了解市場，不去引導觀眾的審美取向，出來的就是一些“三難”作品：演奏難、演出難、理解難，説白了就是兩個字——難聽。這樣的音樂，只能是孤芳自賞，有的恐怕連自己都欣賞不了。在民族音樂界，這種失敗的作品一度較多。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根本原因在於，一些作曲家盲目地借鑒西方作曲理論和潮流，把作曲當成了炫技的手段。他們對民族音樂了解甚少，作品不倫不類，乍一聽好像有那麼一點民族元素在裏頭，但聽起來又不像民族音樂；曲調生澀，觀眾聽不明白它在講什麼故事、想表達什麼情感。這樣的音樂，好像有些水準，但離人們的審美取向卻有明顯距離。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就出現過大量這類的先鋒作品。探索當然無可厚非，但在我們已知這條路走不通的情況下，還要追捧這種風格、這些手段，那就是嘩眾取寵、裝神弄鬼了。受到質疑時，這類創作者往往抬出一個唬人的理論來為作品背書，卻忽略了：技術永遠是為藝術服務的，音樂首先是聽覺藝術，不好聽，什麼都白搭。

　　幸運的是，現在一大批音樂人，尤其是中青年作曲家已經吸取經驗和教訓，使這種情況有了很大扭轉。近年來，中央民族樂團一些廣受歡迎的優秀作品如《印象國樂》《玄奘西行》等，都是在新的創作理念指導下産生的成果。

　　很多人認為民族音樂是一種高雅藝術，但高雅並不等於曲高和寡。民族音樂來源於生活，是民眾最熟悉的東西，很容易産生共鳴。在各種音樂會中，我們很注意觀眾的反應和媒體的反饋，看哪些作品被演奏出來的時候，會將現場氣氛推向一個高潮。這樣的作品，往往就是能夠和聽眾産生共鳴的好作品。這是我自己在創作時的不懈追求。

　　民族音樂還要高於生活，要用創作進行提升，讓觀眾通過它體會到原始小調無法表達出來的情感內涵和思想感悟。去年我創作了一台大型管弦樂《山水重慶》，對大量的重慶民歌進行融合、發展，盡最大努力去表現那種積極、樂觀、堅韌的重慶精神。在重慶演出的時候，一個女孩聽得流淚了，她説：我從來沒有感到作為一個重慶人是這麼值得驕傲！這句話，是對我作品最大肯定。

　　現在，很多民族音樂都會使用流行音樂的元素，反之亦然。比如前幾年很火的譚維維的《華陰老腔》，算是其中的佼佼者。這類結合不是壞事，但對創作者的要求很高。每種音樂都有自己的音樂語言，你必須對民族音樂和流行音樂二者都非常了解，知道它們各自的優勢在哪兒，才知道應該怎樣融合，使它們互相襯托。更重要的是，你還得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去做，分清誰是主線。而實際上，民族音樂還有相當一部分是非專業人士在創作，作曲手法不成熟，雖然運用了很多民族音樂的元素、曲調，但格調不高。比如一些音樂，用了爵士的節奏型、和聲走向，上面漂著一首民歌曲調，沒有對民間小調作任何提升。這樣的拼湊，只能叫“組合”，不是真正的“融合”。

　　民族音樂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一大批人們耳熟能詳的經典之作，但任何藝術都有時代性，如果民族音樂還停留在《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這樣的“老三篇”上，也無法吸引更多年輕觀眾。音樂工作者要挖掘、繼承原有的經典，更重要的是實現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從近年的創作來看，我們已經在路上，任重而道遠。

　　(作者為中央民族樂團副團長，本報記者周飛亞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