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不讚成用古代傳統思想抵擋西方思想

　　梁曉聲：原名梁紹生。當代著名作家。曾創作出版過大量有影響的小說、散文、隨筆及影視作品。中國現當代以青春文學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

　　龍應臺曾經說：“知識分子歷來就有矯正社會惡疾和喚醒民眾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這一點上，作家梁曉聲先生是令人尊敬的。”

　　在梁曉聲的新作《中國生存啟示錄》中，一改往日的批判作風，告別“鬱悶”“忐忑”，告訴人們如何用一種人生智慧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如何在浮躁險惡的社會中獲得屬于自己的幸福。

　　不幸福的人生感覺人人都會常有，是生存競爭壓力對人的心理造成的負面感覺，不同的人面臨不同的生存競爭壓力。但有時候，也與我們對人生的思想方法有關。如果能提前對人生多幾種考慮、打算、選擇，也許人生的回旋余地會大一些，壓力會小一些。正如梁曉聲所說：中國人可以在幸福與不幸福中選擇幸福。

　　本書涉及了文化、政治、善與儒家等多方面議題，在騰訊書院舉辦的講座上，梁曉聲對自己的新著進行了深層解讀。

　　我們的文化發生了斷裂

　　1900年後的幾十年，差不多可以定義為中國近代啟蒙思想期。其實就是兩方面，一方面要改造國家，一方面要改造中國人。但到後來，大家都不思考，只剩下一種思想。

　　我建議在讀書的朋友們可以做一個表格，就是1900年往前和西方加以比照，就會發現此前那200年里正好是歐洲諸種思想像禮花一樣展開，而中國的這200年幾乎就是空白，我們只能梳理出康熙辭典、全唐詩、四大名著，在這麼大一個國度僅有四大名著太不夠了。

　　在過去五六百年的時間里，我們這個國家在文化上其實發生了斷裂。

　　我走的是經典作家們走過的路

　　我還是文學青年時，在“文革”前已經把哈爾濱市中學生能找到的書全讀遍了，我相信文化能化人，我相信文化可以改變一個人。

　　一個初中畢業生，中國那個年代的中國初中畢業生已經開始讀法國革命史，開始讀伏爾泰，開始讀盧梭。這就形成了我個人對于作家和知識分子的思考，別人問我一個作家為什麼要寫這些？我就告訴他，你真的不知道嗎？當年在歐洲那些好的作家都這樣做過。雨果這樣寫過，托爾斯泰這樣寫過，屠格涅夫這樣寫過，蕭伯納也這樣寫過。

　　我所走的路是和他們完全一樣的，這樣寫了一批散文、雜文之後，出版社從我的散文、雜文中選擇了其中的一部分，然後由出版社起了一個書名。我也是在接到這本書之後，發現這本書是這樣的書名。

　　拒做儒家思想的優秀生

　　書中收了《拒做儒家思想的優秀生》，這不是我文章原題。但原題我也想不起來了。

　　儒家思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為歷代帝王們所尊崇，這里肯定有營養，我對孔子是這樣來定位的，第一他是偉大的思想家，第二他是封建歷史時期的思想家，第三不能斷然否定他的思想營養，但也絕不可以說把那樣的思想拿到今天來就可以療治、解決今天世界和今天人類的全部問題。

　　有些知識分子朋友和我不一樣，人家以研究古典思想史或古代思想史為專業，研究了一生，理所當然就形成了一種要維護的心態。但我不同，我不把這些作為專業，我不認為可以把古代的傳統思想作為盾來抵擋西方的思想，並且心里在想：“不用你們，學習自己老祖宗的思想就夠了。”我覺得這種心理是我絕對不讚同的，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思想才寫下了這篇文章。

　　道德應寄望于先富階層

　　我寫這本書的意思，並不是說只有底層是道德的，只有草根是道德的，只有平民是道德的，道德這個詞專屬于底層，不是這個意思。

　　以我來看，我們只能寄望那些先富起來的人變得更道德一些，我們不能以道德的立場去看目前那麼多的農村打工青年；我們不能對于在井下蝸行著的礦工們，去要求他們去做更好的礦工；我們不能要求那些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承受鎮痛、並提前內退下崗的工人，說你們要做有道德的工人。

　　從道德層面上考察他們，他們可算這世界上最好的人民了，相當相當的有道德。我們如果寄希望有更道德一些的新公民，我們當然要寄希望于物質生活先富起來的、沒有經濟上後顧之憂的、受到高等教育的人，那些已經住上別墅、開上豪車的人，這是自然而然的。

　　恐怕問題也恰恰正出在這里，我不敢說比例是多少，但至少一部分沒有為我們做出好榜樣。他們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一擲千金、豪賭、揮金如土，為我們社會帶來了很壞、很壞的影響，辜負了我們的希望。

　　我相信改革

　　我是相信改革的，但是改革這件事好比推磨，中國人口這麼多，100多年以前，全世界的人口是16億多一點，那可是全世界。我們現在人口只比100多年前的世界人口少一些，想一想我們有2.6億多的農村季節工，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兩個俄羅斯再加上一個德國。

　　中國太巨大了。巨大的磨盤已經轉動了，我肯定也著急，大家都希望這個磨盤轉動得更自然一些，不要時快時慢，也應該有各種糧食不斷輸入到磨道里，不使磨盤空轉。但是我們再著急也要承認一個事實：誰守在磨的推把上，誰對于磨的轉動是最給力的。

　　我們大家的手都不在推把上，離它遠得很，看都看不到這個磨是怎麼轉動的，只能聽到磨轉動的聲音，有時候幹著急就想“再快一點”，但是看推磨的人也已經很吃力了。

　　我確實想說，過去的一年里使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對國家明天確實又有了一些信心，又看到了一些好的跡象。

　　遏制貪腐要靠制度力量

　　如果是幾個人貪腐，那一定是道德的問題，修養的問題；如果是幾十個人貪腐，那一定是教育有問題；如果變成這兒有一些和那兒有一些，許多處都有貪腐，那就肯定和制度有關。就要在頂層設計上想辦法，但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方法呢？我們都知道貪腐和制度有關，但是目前都想不出來一個能夠立竿見影的方法，既清除貪腐，且不至于在短時期內帶來強烈振蕩。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考慮這個問題，我相信這個步伐也會加快。一些知識分子在討論遏制腐敗的機構怎樣設置才更合理，已經開始在思考這些問題，這是以前沒有的。

　　東西方傳統的共同點是善

　　《百家姓》《三字經》和《千字文》其實是為了孩子們識字編的課本，之後轉向學習做人，比如《弟子規》，強調的是即使你走在馬路上看到了長者，年輕人應肅立路旁，長者打招呼了才能抬起頭，這當然是君子社會，可現在公交、地鐵這麼擠，這種標準根本不能實現。

　　當然，也有共通的，無論中國的傳統，還是西方的，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善，善良、人道。這一定是第一位的，是最主要的。這也是為什麼雨果在《九三年》中寫到，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雨果經歷過巴黎革命，被保王黨通緝過。他經歷了這些，回過頭來再總結出這樣的話，並且在晚年鄭重寫在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里，我認為他不是腦子進水了。那是一個文化老人、思想老人留給他自己國家最主要的遺言，也可以認為是留給人類的。

　　陳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