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交流三十年·人物】“一世深情戀大理 幾番義憤為家國”——訪全國臺企聯副會長薛一萍

　　全國臺企聯副會長、昆明臺協常務副會長薛一萍接受中國臺灣網專訪。（中國臺灣網 扶海濤 攝）

　　融入當地 從“人嫌鬼不待見”到“大家自己人”

　　都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佔地面積近百畝，以園林式景觀和宮殿式建築為特色，並彰顯青瓦白牆濃鬱白族風格的亞星大酒店也不是。從酒店破土動工到最終落成的三年時間里，薛一萍與她的酒店在當地經歷了一番番跌宕起伏、苦樂悲喜的故事，盡管過程略顯波折，但這一歷程中，她的情感、心靈、血脈，倣佛都與大理緊緊地連結在了一起。

　　回想著25年前來到大陸的毅然決然，薛一萍分析，除了被大理的美麗所吸引，被利人利己的信念所感召外，也與自己的家庭身世有關聯。她介紹，自己的父親祖籍江蘇，是1949年去臺的老兵。基于這一原因，他自孩提時代起，就被一些臺灣本地人稱作“外省人”。“小時候不太懂，長大後才明白，叫你外省人就表示，這里不是你家，你是從別的省份過來的，你老家不在這。”她回想，在島內無論讀書還是就業期間，與同學、同事之間發生的一些糾紛、矛盾，根本原因皆是由于族群的偏見。“我當時心說，等我哪一天有能力了， 一定要回‘我自己的家’看看。”

　　返回“自己家”投資興業的薛一萍的確受到大理乃至雲南省委、政府的熱情幫扶，但她也很快發現，在大理白族自治州這個融匯了白族、彝族、回族、漢族等多民族的地區，來自海峽對岸的自己最初時好像並不受當地老百姓的歡迎，而且就連當地的“鬼”都來找她麻煩。一時間，薛一萍陷入了“人嫌鬼不待見”的尷尬境地。

　　初到大理，她首先發現，自己與周圍人最大的不同是體現在穿著上。從臺灣穿來的一身行頭非但讓自己冬天時凍得要死，甚至還被送了個頗具調侃性的稱號——“臺灣小姐”。

　　在穿上了當地夾棉的扎染服飾，化解了“衣”的困擾後，薛一萍又開始為“食”傷起腦筋。“我是素食者，剛來時想在當地找到一家素食店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所謂環境改變人，萬般無奈的她開始學習新技能——支起爐子燒蜂窩煤，“我是在這學會燒蜂窩煤的，而且燒得非常好，可以燒幾十天不滅火。”那段日子里，她總是在爐子上燉口砂鍋，然後來到距酒店施工地點不遠的溪水邊，“溪水是從蒼山上流下來的，我就在溪邊把蔬菜洗幹凈，然後用溪水回去煮。這頓吃完了，下一頓加點水繼續煮，就這樣一口鍋可以吃四十多天。”至于“住”的方面，她回憶，剛來投資的第一年，自己居住的是個“鐵棚棚”，也就是大陸俗稱的鐵皮屋，那里白天是“董事長辦公室”，晚上是臥房，里面的長沙發白天待客，晚上當床。就這樣，在方圓一公里杳無人煙的鐵皮屋內“蝸居”了一年，直到第二年，在她的投資帶動下，有人開始在周邊建起房屋，她才為自己租到了真正的房子，“曾經有陣子還住過學校的宿舍，這些都經歷過。”

　　畢竟是帶著巨款前來投資的，且彼時項目已正式啟動，薛一萍已是名副其實的酒店董事長，只不過這位董事長除了自己洗菜、燒煤、睡鐵皮屋，還得自任工地保安。她回憶，酒店建設過程中，工地曾一度堆滿鋼筋。在當時的“計劃年代”，鋼筋非但價格不菲，購買時還需要通過審批，一旦被盜就非常麻煩。“不光是錢的問題，因為很難批到鋼筋。好不容易弄了幾車回來，只能半夜瞪大眼看著。”

　　時間過了午夜，坐在工地看料的薛一萍隱隱聽到周圍傳來宛如“女鬼夜哭”般的聲音。方圓一里再無人煙的荒山坡，月光下黑漆漆的荒草壩，她被嚇得毛骨悚然，只是強挺著才沒有狂奔而逃。“女鬼”哭了一夜、兩夜，她一度心念動搖，打算搬到古城去住，但想想不行，“項目是我的，今後就算酒店建好了，我還是得呆在這里，我必須面對它。”于是天黑後，她拿上打蛇用的竹竿和手電筒，坐在鐵皮屋前開始“等鬼”。待到哭聲再度響起，她壯起膽子循聲湊過去，並打亮電筒：“你出來吧。你每天都來哭給我聽，那表示我們倆有緣。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助的，你跟我講講，看能不能幫你。但是咱們倆先講好，你出來的時候不要太難看，我會怕。”誰料她這一番“反客為主”之下，“女鬼”的哭聲反而越來越遠，“我就一直追，追到最後沒動靜了。此後她也再沒來過。”事隔多年以後，有員工偷偷告訴她，“女鬼”就是當地某某的老婆。她聽了大笑，“當地人真的很可愛，挺好玩的”。

　　盡管驅走了“女鬼”，但部分當地民眾緣何抵觸、排斥薛一萍的謎團仍未解開，直到那一回，她的酒店工地上堆滿了石料。“我這塊地75%是石頭，莊稼都不太好種。建設時挖掘機挖出很多石頭，急需運離工地，否則眼看就要影響建設。”在當時，遇到類似請款只要請當地拖拉機工程隊幫忙即可，由于石頭也是建設原料，拖拉機隊不但會負責搬運，還會以一車五塊、十塊的價格將石頭買走。薛一萍差員工前去接洽，得到的回復是“沒人願意來”。“我說那不要錢，你幫我拉走，石頭送你們”，但依舊沒人來。眼看石頭越積越多，再不清走就要阻礙施工道路了，薛一萍一咬牙，告訴員工，“跟他們講，拉走一車我倒給十塊”，結果還是沒人來。難道車子就如此緊俏，難叫到這個地步？帶著滿腹狐疑，她來到南門古城外那條平日拖拉機停靠的路上，發現一溜拖拉機排隊停在路邊，工人們三三兩兩就地休息著。“你們不是沒工作嘛，來嘛，去幫我拉一下石頭，一車我倒給十塊，拜托了。”薛一萍好言懇求的同時，手下員工一面給師傅們散著煙。“畢竟伸手不打笑臉人，他們對我還是很和氣的，但一個個就是搖著頭笑而不言，紛紛笑著回避我”。回到酒店，薛一萍要手下員工私下打聽一下，對方不肯幫忙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隔天員工回報：“他們說不能讓你把酒店蓋起來，一旦你蓋起酒店，就會把他們的錢全賺光。”此外，還有“情報”顯示，一些當地人甚至擔心，如此大規模的外來投資，會不會引發政府硬性規定，每家每戶必須去強制消費，一番話聽得她哭笑不得。當下，她派員工們出去，分頭做當地鄉親的工作，“去告訴大家，這酒店蓋起來後一天房價是多少錢，相當于你們一個月的薪資還要多。這里是不可能強制你們過來消費的，而且你們有家，也不會住這。酒店蓋好是要給來這里的老外、背包客住的。老外、背包客來得多了，你們就也有收入了。他們會去你們家吃飯，會去你們家玩，會跟你們買扎染、手工藝品。”手下員工一番分頭遊說，這才說動拖拉機隊幫忙拉石頭。過往的趣事如今再度回味，她不禁感嘆，在民風淳樸的大理，當地的鄉親就是這樣可愛，即便現在也如是，“非常友善樸實，毫無殺傷力。他們從不會欺騙你，因為在他們的觀念里，騙人是一件非常害羞、丟臉的事。”

　　化解了與當地百姓的誤會，薛一萍開始全身心地融入到他們生活中。隨著酒店的落成與發展，她聘用了大量當地人擔任酒店員工，並通過一個個、手把手的培訓，使他們從沒見過、不知道酒店為何物，直至一步步成為如今的酒店專業管理人員。“現在的員工里，我投資25年中跟了我24年的大有人在，跟了15年以上的應該都是。”薛一萍表示，員工們大多從縣份上來，在當時的條件下，並不便于經常回家，就居住在酒店的宿舍內，相處久了，大家就像一家人一般融洽。“久而久之，他們教會了我當地的方言。我能聽懂最傳統的白族語，甚至也會說幾句；他們也教會我融入他們的生活方式，比如白族人習慣吃早午餐，早上十點、下午各吃一餐，而後便基本上不吃了，肚子餓的時候會吃一些類似點心的“晌午”；他們還教會我當地的習俗，逢喜慶婚喪“做客”時要吃白族“八大碗”。我雖然不能吃（葷），但逢喜事也跟著他們湊熱鬧，感受他們的民俗、文化，我也很愛很愛。慢慢的，也被他們潛移默化，有時真的會不由自主地認為，我就是大理人了。” 她表示，最近幾年里，由于愛上大理“香格里拉”般的生活方式，前來投資、定居的“新移民”越來越多，當地的“原住民”們有時不免私下調侃，“他們外地人就是這樣，連這個都不曉得吃”。“他們會當著我的面講‘他們外地人’耶”，薛一萍的語氣中帶著興奮，“可見他們沒把我當外人，我很開心，心里很甜的”。

　　透過自己的員工，薛一萍進一步結識了他們的家人、親友，“有時會到他們的家里串串門子，坐在白族小院里，吃他們特意為我煮的素菜。而後再透由‘我員工的家庭的親戚的朋友的朋友’，漸漸地，我在整個大理基本都不陌生了。”

　　在海拔約兩千多米的大理，冬季還是有些寒冷的，但薛一萍的冬天總是過得那樣溫馨。除了善于燒蜂窩煤，她也喜愛燒松球取暖。她回憶，酒店尚未建成的日子里，自己常會牽著馬（最初時不會騎唯有牽著）、帶著竹簍上山採野菜，並趕在每年元旦前夕進山撿松球。“最初經常去，可後來酒店開業後太忙，就沒有時間了。但特別溫馨的是，他們（員工及其家人）會給我送松球取暖。他們還會採來野菌，用它熬成雞樅油送給我。他們家中的果子熟了，也會採來送給我。”薛一萍說，雖然近些年來自己基本沒時間進山採摘，但每年到了山中各類果蔬、山貨成熟的時節，自己從來不會“缺貨”，“好多朋友都會採來送我，讓我覺得這里不光風景像仙境，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情感，真的也像傳說中的香格里拉。”

　　扎根當地25年，除了與當地百姓親如一家，薛一萍也始終感受著當地政府的親切關懷。她永遠忘不了，當年酒店建設中遭遇行政審批手續等制度性難題時，時任的大理州長身著白族少數民族服飾，隨同省政府工作人員幾度進京，向上級單位匯報懇托，才確保項目最終順利落成；她也忘不了，當年島內投資合夥人意外撤資，資金極度困難的當口，是雲南省政府扶持旅遊龍頭企業的部分貸款支持幫她度過了難關。時至今天回想起這些，薛一萍仍是感動不已。多年來，她將對于當地的感恩之心化作愛心，默默播撒。對于雲南因貧困上不起學的孩子，她積極在臺灣尋求友人給予資助，並通過讚助“愛心小站”網站實現一對一幫扶，而這些幫助都是匿名的，“這是我對當地的一種基本付出，不能算是我幫助他們，應該是我感恩他們。因為沒有他們的先民留下這一塊凈土，就不會有我今天的事業，而感恩他們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給孩子知識”，薛一萍深信，“當一個人擁有知識的時候，你不需要再幫他，他自己就能幫自己，將來還能幫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