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中的傳統與當代

　　【學者專欄】

　　作者：陳先達（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文化自信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化口號。不懂中國歷史，尤其是不懂近百年中國的奮鬥史，不懂中國共産黨的革命和建設歷史，就難以理解文化自信的豐富歷史內涵；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傳入的重要意義，不懂得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懂得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創立是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就不懂得文化中的傳統與當代的辯證關係。固守傳統和拋棄傳統，都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斷流。文化自信既是基於我們民族苦難和奮鬥史的文化自覺與自豪，又是我們民族尋找自身偉大復興之路的文化史的歷史展示。這是一種既熱愛自己的民族文化又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既積極奮進又不卑不亢的文化精神。我們要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建設文化大國、文化強國。

　　1、文化自信與民族解放

　　一個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獨立不可分。民族是文化的主體，文化是民族的靈魂。與民族的衰敗興亡相伴隨的是民族文化的繁榮或衰落，甚至中斷。

　　中國之所以有一部比較完整的中華民族發展史，有5000年連續的文明，有保存比較好的文化經典，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先人在這塊土地上經過艱苦的世代開拓、發展、融合，逐步發展成統一的中國。儘管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中，我們有過多種政權的並存，也有過不同民族處於統治地位，但中國始終保持著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民族是文化的主體，國家不亡、民族不分裂，文化才不會變為無所依靠的遊魂。中國只是在近代面臨民族存亡危機時才出現所謂真正的文化危機。文化危機的重要表現是喪失民族自信心，是文化自卑和對傳統文化的自暴自棄。這是文化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在明中期以前，中國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也是文化最發達的國家。商周時代典籍，戰國時的諸子百家，漢代雄風，盛唐氣象，兩宋文化之高度發展，成為世界文化史的輝煌篇章。毛澤東説過：“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中國的文化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向周邊國家輻射，在東亞形成了儒家文化圈。

　　在當代中國，文化自信是具有時代性的命題。它既是一種文化的自覺與自豪，是反對“西方文化中心論”，反對由於清中葉後列強入侵、中國落後於西方産生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又是吹響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號角。中國歷史上，從來不存在文化自卑問題。這一點，最早來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利馬竇也承認：“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的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在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誇耀的。”當然，這種文化自信中存在著某種天朝大國的盲目性，但至少説明，文化自信是國家強大的表現，而自信心的喪失是附著在民族危機心靈上的文化毒瘤。

　　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時，中國仍然是農業生産方式佔主導的社會，中國開始落後於西方。而當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以炮艦政策敲開中國的大門並連續對中國進行洗劫式的侵略和掠奪，迫使中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華民族面臨民族存亡危機時，有些人喪失信心，但深受中國文化精神培育的中國人民並沒有失去民族自信。魯迅先生在他的著名文章《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以匕首投槍式的文字，痛斥一些人喪失民族自尊心的消極言論，他滿懷熱情和自信地指出：“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有論者斷言，在近百年中國歷史上，是中國共産黨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斬斷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導致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這種説法當然是罔顧事實。事情正好相反。中國共産黨的産生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改變了中國文化的原有結構，並增添了許多新的科學元素。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中國人民的解放，重新恢復了中華民族生氣勃勃的民族生命力和文化自信心。

　　任可一個客觀公正的觀察家都不能否認，與清末不斷割地賠款、視洋人如虎相比，與北洋時期軍閥混戰、各自依洋人以求靠山相比，與國民黨統治時期民生凋落、經濟落後、政治腐敗相比，正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勝利和中國的崛起，打破了長期處於主導地位的“西方中心”論，清洗了一些人頭腦中的民族自卑感和殖民地心態，邁開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併為中華民族文化復興開闢了廣闊的空間。正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中國傳統文化大步走出國門，使在文廟中孤獨自守的孔子遍遊世界，孔子學院在不少國家安家。正是在當代，漢學在西方成為一門熱學，學習中文、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世界文化交往中的一種新景觀。正是在當代，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七一”講話中説：“當今世界，要説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産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習近平總書記擲地有聲的話，道出了一個真理：只有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獲得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才能信心滿滿地自主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制度，才能清除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文化影響，復興被列強踐踏和蔑視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發揚光大者，因為正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才使處於衰落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得以復興。

　　文化自信，絕不是文化自大，更不是文化上閉關鎖國，拒絕文化交流。這不是文化自信，反而是文化不自信的怯懦。中華民族自古就信奉和而不同原則，是最能吸收外來文化的。漢唐時如此，近代更是如此。在近代，我們努力向西方學習，我們翻譯西文名著。當中國共産黨還偏處陜北小城延安時，毛澤東就以他的世界眼光指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更注重文化交流，也更有條件進行文化交流。我們在向世界介紹中國文化的同時，努力向外國學習。這些年來，中國派往外國各類留學生之多是空前的。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就不僅是一种經濟交往，也是一種文化交往。千百年來，絲綢之路在民族文化交流中留下了許多輝煌的篇章。“一帶一路”的建設，除了經濟價值外，在文化交流上同樣具有重大價值。

　　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都證明，民族的災難也是民族文化的災難，只有民族復興才能為民族文化復興開闢道路；也只有堅持民族文化精神，才不致陷於國家分裂和被奴役的悲劇境地。中國優秀文化的基本精神，在中華民族處於困境和危機時，給予革命者以前仆後繼、英勇奮鬥的精神支撐。一個真正愛護中華文化的人，應該珍惜我們得之不易的民族獨立和解放；而一個真正愛國主義者必然從內心深處珍愛和禮敬自己的民族文化。

　　西方資本主義興起與擴張在文化上的表現，最突出的是鼓吹“西方中心”論；而與民族文化危機相伴隨的是一些人失去對中國文化的信心，抱有殖民地文化心態。當代中國已是處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的中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已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國。我們重樹文化自信，應以平視態度對待西方文化。西方某些國家的政客和依附他們的學者仍然懷著舊殖民主義者的文化自大狂，把西方價值觀念和資本主義制度模式化，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模式。“普世價值”論的本質就是西方文化優越論、西方民主制度普世論和資本主義制度歷史終極論的大雜燴。這是以西方文化優越論為底色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不可超越性的話語霸權。

　　國內有些學者也樂於販賣西方的“普世價值”論。當這個問題被引向價值是否具有普世性的煩瑣爭論時，最容易掩蓋西方“普世價值”論的政治本質。當有些論者認為反對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就是反對世界文明，就是離開人類共同發展的文明道路時，這些説法本質上仍然是沿襲統治世界幾百年殖民主義的“西方中心”論翻版，只不過把當年“西方文明優越論”，變為“西方普世價值優越論”，把它作為各國必須奉為的圭臬。在當代，西方輸出“普世價值”，同當年殖民主義者輸出文明，異曲同工，如出一轍，目的都在於把西方制度和道路作為唯一模式來改變世界。

　　我們反對的是西方包藏政治圖謀的“普世價值”論，而不是反對自由、民主、平等、人權、法治這些人類認可的共同價值。早在民主革命時代，中國共産黨就提出“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目標。當中國獲得民族獨立和解放後，中國共産黨並沒有違背自己的綱領和承諾，而是邁開了建立自由、民主和富強新中國的步伐。當然，道路並不平坦，我們有過挫折和失誤，但我們在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中前進。六十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制度的建設方面不斷完善和取得進步，我們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建設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話語體系中，文化自信是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不可分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因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都貫穿著中國文化的自強不息、實事求是、海納百川、與時俱進的基本精神，都能找到最適合的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都有最適合世情、國情、民情的道路和保障人民各種基本權利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

　　2、文化是有機整體

　　文化自信，是一個包括對中國傳統文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內的自信。這種自信，既是對我國歷史上博大精深、為人類文明創造出不可磨滅貢獻的文化的敬意，也是對創造中華民族文化的我們祖先的禮敬；同樣，對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的自信，包含對永不屈服、前仆後繼的革命先烈的崇敬，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無數先進人物及其文化成果的敬意。只有對傳統文化的自信而沒有對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的自信，這種自信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一個民族的文化是一個有機整體，既有傳統文化也有當代文化。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是傳統與當代最佳結合，既繼承傳統又推陳出新，各領風騷。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受尊重的程度，與它對現實的巨大影響是正相關的。優秀傳統文化的作用就表現在它在塑造一個民族的性格和民族精神上具有偉大作用，表現在它的基本精神和智慧為後世子孫克服困難、自強不息提供精神動力和源泉。

　　文化不是塑像，也不是死水，而是活的機體。文化必須適應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傳統文化要能夠存在和發展，必須表現為一種不會中斷的傳統。沒有傳統的傳統文化只是一個空名，而非實有；不再傳承的傳統文化表明文化的失傳，這種失傳的傳統文化已無跡可尋，它的存在是不可知的，它已不再是傳統文化，而是已經死去的失傳的文化。沒有傳統文化，當然談不上文化傳統；沒有文化傳統，意味著傳統文化的中斷和消失。傳統文化是依靠文化傳統而延續的。可以説，沒有一個現存的文化中不包含傳統文化的因素。傳統與當代絕對對立的二分化思維，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

　　經濟並不能重新創造一切。創造文化的是人，而人總是從已有的思想資料中尋找可供構建與新社會制度適應的文化形態。這就決定了任何社會的文化都不能擺脫傳統。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能否傳承和發揚光大，取決於這種文化在當代的生存狀況，正是在中國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以其科學性、民族性和大眾性，彰顯出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和中國文化的精神基因的存在。

　　有的學者把“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兩次災難。這是誇大其詞，也是誤導。“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對舊道德舊理教，提倡科學與民主，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進步運動；它形成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了中國共産黨的成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不足之處，與它的歷史價值和意義相比是次要的，把摧殘中華民族文化罪名強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頭上，是一種錯誤的文化保守主義的歷史觀。至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破四舊”和對儒學的片面批判，確實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次傷害。這種極“左”思潮，傷害了中國傳統文化和一些對中國文化做出傑出貢獻卓有成就的文化名人。這是我們深刻的歷史教訓和難以抹去的記憶。但這種對待傳統文化的極“左”思潮，也是違背中國共産黨和毛澤東本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一貫主張的。它並不能代表中國共産黨一貫的文化政策和主張，而是一次重大的錯誤。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和“批孔運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捆在一起，實際上是企圖一筆抹殺近百年來中國在反對“全盤西化”和反對“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中的成就和進步，為已被歷史淘汰的舊文化思想招魂，是為所謂告別革命、開啟新啟蒙運動作思想理論鋪墊。

　　馬克思主義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在如何對待文化傳統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明確的。有些人往往錯誤理解《共産黨宣言》中關於“兩個決裂”的論述。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説的與傳統觀念的徹底決裂，指的是與傳統所有制（私有制）相一致的觀念，即私有觀念的決裂，而不是與傳統文化的決裂。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在創立馬克思主義過程中，就充分吸收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積極成果。列寧在《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産？》《青年團的任務》《論無産階級文化》，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都指出了應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

　　在文化自信中，我們既要重視傳統文化，又要重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繼承文化傳統問題上，我們決不要忘記兩個傳統。一個是不能忘記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同樣也不能忘記中國人民在革命鬥爭中以鮮血和生命創造的革命傳統。革命傳統，就是紅色文化的傳統。中國革命傳統中就凝結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成果在新的形式中的延伸和再創造。我們從無數革命先烈身上可以看到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精神，就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正是由於新的革命傳統的承繼，中國傳統文化才沒有發生像其他幾個文明古國那樣的傳統文化的中斷和沒落。

　　我們正是在繼續發揚上述兩個傳統的基礎上，從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如果拋棄兩個傳統，數典忘祖，或忘記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就無法理解社會主義時期先進人物的出現，無法理解在改革開放時期所呈現出的勃勃生機。完全可以説，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及為社會主義建設、為改革開放作出傑出貢獻的先進人物，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與中國革命傳統精神相結合的當代表現。可以説，我們的文化自信，就是在上述兩個傳統基礎上繼續向前推進。我們應該繼續在繼承兩個傳統的基礎上，建設文化大國、文化強國。

　　3、文化自信與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我們對傳統文化自信，與我們對歷史上文化經典和文化名人的崇敬是不可分的。文化需要創造，創造文化並作出卓越貢獻的人，是我們最為景仰的文化名人；而文化的載體是作品，尤其是傳誦不衰的不朽名篇。翻開中國思想史、文學史等各類史書，無論是戰國時的諸子百家、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還是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説，都有一連串永不忘懷的文化名人和光耀奪目的名篇巨著。一個個作出不朽貢獻的文化名人，像一座座矗立在中國文化發展高峰上的塑像；而一部部名篇巨著仿佛閃耀發光的璀璨珍珠。在當代，我們同樣需要培養文化名人，需要名篇巨著，為子孫後代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這是新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都發出這種號召，號召産生無愧於我們時代的名篇巨作。

　　我們有些學者喜愛談論士的精神。中國傳統的士，主要是儒家講的君子，應該是在道德上有標準，在文化上有貢獻，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無論是論語中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還是呂氏春秋中的“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這都是對士的要求。這種要求表現在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名言中。一篇《岳陽樓記》，文以人傳，人以文傳，無論在文化上和人格上都足以垂范後世。至於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把士人即讀書人的責任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們應該繼承的是這種人格精神和文化精神。今人所謂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之可貴，正在於它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依附資本和權貴，不曲學阿世，通過學術自由和獨立思考，創造出足以與我們時代要求相符合的作品，而不是以所謂獨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為標榜，俯視人民，與歷史潮流相背而行。“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精神應該是我們的榜樣。我們不要害怕文化名人。我們不是名人太多，而是名人太少。社會主義需要的是既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又具有創造性的文化名人。

　　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傳統文化做了許多重要論述。這些是我們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軟實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導原則。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觀點，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問題。這是我們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總開關，是對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代提出的對待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思想在新時代的發展。

　　創造性，是人類活動的本質特徵，但不同領域各有特點。技術領域，創造性表現為發明，新工具取代舊工具，新技術取代舊技術；科學領域，表現為發現，發現新的規律，提出新的原理。它的進步方式不是取代，而是新領域的拓展和新原理新規律的發現。人文文化的創造性，既不是取代，也不是新規律的發現，而是原有傳統文化的不斷積累和創造性轉化。恩格斯充分理解文化傳承的這個特點，他曾經説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當然胚胎、萌芽終究是胚胎、萌芽，還必須不斷地積累新的思想和進行創造性轉化。在當代世界，完全停止在胚胎、萌芽階段，重復希臘哲學的命題和思想是不可想像的。在當代中國完全停留在我們先人智慧中包含的胚胎和萌芽中，只是“拿來主義”，同樣是不可想像的。

　　有的學者倡導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要“原汁原味”。這很有道理，對於治療任意解讀經典的主觀詮釋是一劑良藥。但“原汁原味”不能絕對化，絕對化就不存在創造性轉化問題。完全的“原汁”很難，因為經典也會存在各種版本，很難説哪個就是絕對的“原汁”，古代沒有著作權、沒有知識保護法，各種本子的差異性會存在。原味更難，因為每個時代、不同學者會對同一論斷做出不同的解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些儒家經典的注家眾多，不乏歧解。可以説，對中國著名經典中不少論斷都會有不同的解讀。中國文化經典的凝練的語言，簡單的句式，留有不同解釋的多種空間。如果都要單純追求“原汁原味”往往會爭論不休。某句話、某個命題“原汁原味”的問題留給學者們去研究吧，對中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來説，最重要的是適應該時代、立足現實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就是經過自己口腔的咀嚼，腸胃的消化，吸收營養，排除消化後的廢物。這種研究方法，重點在於認真學習經典，體會和吸取其中深刻的智慧，而不是尋章摘句、斷文釋義。這有利於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其合理思想來創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新的道德規範。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根本原則。不能認為傳統文化都是精華，不存在糟粕，凡是能傳下來的都是精華，糟粕都被歷史淘汰掉了。這種看法説對了一半。留下來的是精華，但也會留下糟粕。因為傳統文化的流傳和繼承並非只決定於文化自身，而存在人的選擇，尤其是處於統治地位的統治者，他們是按照自己的標準來進行文化傳承和選擇的。因而文化傳統的演變並非與社會無關的文化自身的演變，必然同時會經歷一個過濾和篩選過程。雖然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不像蘋果，爛在哪一目了然，可以切去爛的，保留好的。傳統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機體，精華與糟粕如水入泥，混在一起。因此繼承傳統文化不可能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而必須經過自己的嘴咀嚼，經過腸胃的消化，這就是閱讀和理解。按照創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要求，精華與糟粕是可以區分的。傳統文化中具有民族性、科學性、人民性因素的都屬於精華，而一切封建的、迷信的、落後的東西都是糟粕。

　　有人懷疑，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傳統文化還算中國傳統文化嗎？如果中國傳統文化無需在實踐中被激活、無需轉化、無需發展，表面上是尊重傳統文化，實際上是貶低傳統文化。一種既不能轉化又不具有當代價值的傳統文化是僵死的文化，是沒有生命活力的文化。這樣的傳統文化永遠與當代現實無關，而只與它産生的原來社會相關，它已在歷史中死亡。其實，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正在於它是源頭活水，而不是一潭死水。當然，傳統文化如何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一個嚴肅的科學研究工作，不是亂批三國式的插科打諢，也不是削足適履，而是在尊重原典讀懂原典的基礎上，真正從中吸取智慧。在這裡關鍵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中國傳統文化轉化和發展，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應該相攜而行。既不是歪曲中國傳統文化，把今人的東西挂在古人頭上，又能從傳統文化蘊藏的智慧中生發出與時代適應的新的詮釋。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成可以看成是傳統文化創新和轉化的一個範例。我們不是以與中國傳統文化範疇一一簡單對照的方式來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們是立足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實踐，通過理解傳統文化思想和道德觀念的基本精神和家國一體的原則，形成國家、社會、個人三者統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説的，“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血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

　　在當代中國，現實生活中出現種種亂象，包括腐敗問題嚴重，社會道德風氣不正，不少人因房産、遺産、拆遷補償而對簿公堂，父子反目、手足成仇，種種失去道德底線的人和事，這是傳統與當代問題面對的困境。這種困境其實在西方同樣經歷過，而且現在仍然在經歷。否則就不會出現後現代思潮，也不會出現以亞洲價值觀醫治西方現代化之病的呼聲。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歷了深刻的社會變化，其中一個重要變化，就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與此相隨産生的就是面對市場經濟，如何有效地調適傳統文化和道德規範與當代的關係問題。市場經濟有它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在當代中國要發展生産力和解放生産力，必須實行市場經濟。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就與實行市場經濟的改革相關，但市場經濟也有它的消極面。市場經濟是以貨幣為仲介的經濟。市場經濟必然重視錢，一切交換都通過錢，一切都需要錢。像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説的，貨幣作為普遍等價物必然會顛倒了一切價值關係。當代西方經濟學家W.阿瑟劉易斯在《經濟增長理論》中也看到了由傳統到當代面臨的道德困境。他説：“因為他們不再生活在一個義務以身份為基礎的社會裏，而進入了一個義務以契約為基礎，而且一般又以與沒有家庭關係的人的市場關係為基礎的社會。這樣，以前，一直是非常誠實的社會可能變得非常不誠實。”正因為這樣，我們強調我們建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一定語不能是包裝，而必須是實質，要以社會主義制度和原則來調適傳統與當代之間的種種矛盾。

　　當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能完全避免消極面，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場經濟改革，回歸原來的計劃經濟。這裡涉及一個制與治的問題。制，是基本制度，治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源配置得比較好的制度，但不見得我們就有依法管理市場經濟的方法和能力。制與治不同。當年柳宗元在《封建論》中反駁一些否定秦始皇確立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主張回歸分封制時説，“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二世而亡不在制而在治，也就是説，導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在於國家治理，即二世無道，實行暴政，而不在於中央集權和郡縣制。中央集權和郡縣制並不必然是暴政。同理，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亂象，不在於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而在於治理，也就是必須有一套治理和管理市場經濟的法律和道德規範。對市場導致的兩極分化，對市場失信，各種市場亂象必須實行有效的治理。市場必須管，必須治。放任的市場經濟，必然是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社會誠信缺少、道德敗壞。治理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並不矛盾。政府應該有政府的管理職能和治理規則，其中包括現代立法與社會主義道德教化。面對當代社會的深刻變化，我們必須適應新的歷史條件，使傳統文化與道德規範通過創造性轉化能有效地化解傳統與當代的矛盾，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不能對建立在血緣關係和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傳統道德規範懷著一種溫情的浪漫主義迷戀。這既不現實，也不可行。

　　《光明日報》（ 2016年11月2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