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她們像男人一樣行軍打仗,還要籌措軍糧,架橋修路,護衛傷病員;沼澤中,女戰士在生命最後一刻,祝願戰友幸福,順利到達目的地……她們一次次面對信念、意志力、體力的極大挑戰,從容面對犧牲,頑強走向勝利。今天,我們來聽聽她們的故事,女紅軍傳奇。
長征不是想參加就能參加的
1934年秋的一天,時任少共中央局青婦幹事的王泉媛突然接到命令,中央紅軍將有重大行動,讓她馬上接受體檢,如果體檢不合格,就不能參加這次行動。
王泉媛後來才知道,上級所説的重大行動就是突圍,開始戰略轉移,這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長征。
當時紅軍中有不少女兵,大家都希望跟隨大部隊行動,但由於征途艱險,只有少量女性被允許參加。跟隨部隊長征的女紅軍的名單,是由中央組織部和總政治部提前擬定好的。條件有三條,第一條要是共産黨員,政治上要可靠;第二條要有獨立的工作能力,會做群眾工作;第三條就是身體比較強壯,能夠適應各種艱苦的環境。
政治上合格以後,還要進行嚴格的體檢。江西瑞金的中央紅軍總醫院醫療條件相對比較好,當年女紅軍們的體檢就在這裡進行。體檢的項目有量體重、查血、查尿,甚至還有X光檢查,體檢用的X光機來自蘇聯。
很多女紅軍在此前,根本沒有聽説過體檢。一聽説體檢,特別是做X光要把外衣脫下來,有些人忐忑不安,有的人還覺得很尷尬。
王泉媛順利通過了體檢。1934年10月,她被編入有30名女紅軍的幹部休養連,跟隨中央紅軍的大部隊踏上征程。
跟男同志一樣 什麼都能幹
長征開始後,時任少共中央局宣傳部組織部部長的劉英,曾負責後勤 供給 運輸等工作。在1996年接受採訪時,劉英説:“我們那個時候不示弱”,“沒有什麼特別照顧我們女同志,沒有,我們都是很堅強的。跟男同志一樣。你們能幹的我們也能幹。”
在中央紅軍第一次過草地之前,女紅軍們接到任務,必須迅速籌夠七天的糧食。當時19歲的鐘月林參加了這次籌糧行動。
在2006年採訪中,鐘月林回憶説:“這七天的糧食從哪來啊,藏族樓上住人,樓下喂馬。馬圈裏頭有麥子有青稞麥,有馬吃了拱出來的,也有馬拉出來沒有消化的。我們拿一個笤帚,拿一個簸箕,一掃,掃,掃”。她們把臟東西搞掉,洗乾淨,再把它炒熟了,軋成面。
除了中央紅軍30名女紅軍之外,紅二十五軍也有7名女護士跟隨部隊長征,人稱“七仙女”。紅二方面軍參加長征的有21名女性,她們沒有單獨編隊,而是分散在各個單位。其中有幹部、機要員、宣傳隊員、炊事員、護理員等。當年僅12歲的馬憶湘就在紅二方面軍總醫院作護理員。
2011年,馬憶湘接受採訪時説,當年,她給部隊唱山歌,慰問傷兵,讓傷兵高興;還給傷兵洗屁股,洗大便,我不覺得臭,不覺得難看,他是大哥哥,我是小妹妹。
長征途中,有好幾位女紅軍生了孩子,但是孩子大多夭折或送人。紅二方面軍機要員陳琮英的女兒生在了羊圈裏,倖存下來,取名“遠征”。
翻身求解放 走上長征路
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的女紅軍人數最多,大約有2500多名。而且她們擁有成建制的婦女部隊。
1932年12月,紅四方面軍進入四川,開闢川陜革命根據地。川陜邊區軍閥連年混戰、暴政似虎,加上這一帶的男性大都吸食鴉片,婦女承擔著繁重的生産勞動。而且,她們的婚姻絕大部分是包辦甚至是買賣婚姻,一些婦女很小的時候就給人家當童養媳。所以女同志翻身求解放的願望特別強烈。
大批婦女投入革命踴躍參軍,四川通江縣赤家鄉15歲的劉漢潤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3年初,劉漢潤參加紅軍,因為表達能力強,被分到了宣傳隊。這年10月,做童養媳已有6年的王定國,也在四川參加了紅軍。
1933年,紅四方面軍從川陜省委機關和眾多報名的優秀婦女中,挑選出400多人,在四川省通江縣組建了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營,紅軍第一支正規婦女武裝從此誕生。
後來,婦女獨立營發展為兩個團。第1團為總指揮部機動團。第2團主要任務是保衛機關、紅軍醫院、倉庫、運送彈藥、轉送傷員等。
此外,總供給部、總醫院、新劇團等部門中也有不少女兵。後來劉漢潤到了婦女工兵營,隸屬於總供給部。長征開始後,王定國到了新劇團。
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這些女紅軍隨軍行動,她們既是戰鬥隊,又是擔架隊、運輸隊,她們打仗、籌糧、運物資,製作被服、照顧傷病員、發動群眾,甚至造橋、修路,為主力部隊開闢道路。
不管多麼苦 只能一直向前
婦女獨立2團曾經負責轉送1000多名傷病員,其中,五、六百人需要用擔架抬,她們必須在一天內翻越140多裏的山路。女戰士們往往是手腳並用,膝蓋磨破,鮮血直流。
四川旺蒼縣縣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翟禮周説,轉送的紅軍傷病員,看到女戰士這麼辛苦這麼艱苦,曾經有幾個傷員把自己的血管割破了,他們寧願自我犧牲也不讓她們吃苦。
照顧傷病員是女戰士的主要任務之一,她們給傷病員包紮傷口、換藥,擦洗。把自己口糧省下來,給傷病員吃。艱苦可以克服,最讓她們難過的是缺醫少藥。
14歲的李琳當時是紅四方面軍總醫院的看護員。2010年她回憶説,那時候,有些傷病員沒有吃的,又加上身上的傷痛,慢慢就拖死了。
當時13歲的牟炳貞也是看護員,傷員沒有藥,她只能想辦法安慰他們。2016年採訪時,她説,當時,沒有麻藥,就給他們唱歌、跳舞,去他的疼。
大多數紅軍戰士一樣,爬雪山過草地,是女戰士們最深刻的長征記憶,雪山山頂終年積雪,寒冷缺氧。戰士們穿的大多是單衣。王定國跟隨部隊翻過了雪山,但是她的一根腳趾永遠留在了那裏。
在2006年採訪時王定國回憶説:“晚上睡著了,太凍了,僵的,一摸,斷了。那沒辦法,那凍掉了也不能拿來粘上。沒什麼傷心,又不是我一個人,那麼多的人,傷心什麼?”
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西進到道孚、爐霍、甘孜,要翻越黨嶺山。總部抽調婦女獨立團一部,隨前衛部隊清除冰雪,疏通道路。 當時曾經參加開路的女紅軍這樣回憶:天氣壞極了,風裏夾著雪,劈頭蓋臉地打過來,使人站都難站穩。我們就在這樣的山坡上修路,每人一把鐵鍬、鐵鎬,一條繩子,把人吊起來,懸在半山坡上,鏟掉地上積雪。——摘自紅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
這些女戰士,在黨嶺山的冰峰峭壁上,鏟掉積雪,鑿出臺階,為後續部隊開出了一架天梯。
長征中最難熬的是日復一日持續不斷的饑餓。很多紅軍戰士被餓死在路上,饑餓也使王定國骨瘦如柴。當時她的體重還不到25公斤。
王定國説:“有飯吃就吃啊,沒飯吃就不要吃嘛。大家都餓著的,你吃什麼。”
長征時,劉漢潤已經是婦女工兵營三連連長。在她的記憶中,過草地是餓得最厲害的一段日子。2016年,100歲的劉漢潤説:我們大家找一些野菜,煮一些菜湯,菜有毒,領導們還嘗了,嘗了能吃才吃。
為了活著,每個連隊每天都派戰士去找吃的。這一天,劉漢潤的連隊派出了14歲的女戰士王新蘭去找野菜野果,但是,王新蘭這一去,卻再也沒有回來。
草地上遍佈著沼澤,每一步可能都是死亡的陷阱。當年18歲的張步興至今都清晰地記得一位女紅軍犧牲的情景。他説:“有一個女的真可憐,她説,小兄弟,你拉我一把。我就拉她,拉她拉不動,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她説你快放棄,快放棄,不放棄你也下來了。沒有辦法,看著她慢慢就沒有了,還剩一個腦袋,最後還説一句:祝你幸福,順利到達目的地。一會兒就沒有了,都陷到裏頭去了。”
女紅軍不但和男人一樣時刻面對饑餓和死亡,還要承受特有的痛苦。王全媛永遠忘不了過草地時冰冷的河水中刺骨疼痛的感覺。那時,她們一天過四、五回河,或者是七、八回河。
月經往下流都沒褲子換。她説,體質不好的人就得毛病,得了毛病的人很少走過草地,不是掉隊就是死。
不管多麼苦,只能一直向前。只有向前,才有希望。
李琳回憶説,那時就喊著要革命到底,再苦都要革命到底。她們走了十多天,走出了草地,到了甘肅。
王泉媛説,我這個人啊,走過這麼多路,又打了這麼多仗,一身帶傷,我是個“不死鬼”。
王定國、劉漢潤、李琳、牟炳貞和戰友們互相幫助,走出草地,隨部隊到達會寧,王泉媛也走出了草地,卻落下了病根,終身不育。
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的30名女紅軍,最終到達陜北的有24人。紅25軍的七仙女,有兩名犧牲,五名女紅軍完成了長征。紅二方面軍的21名女紅軍,都勝利到達陜甘根據地。
悲壯西征
紅四方面軍的2500多名女戰士,走完長征的約2000人,其中幾百人隨其他部隊到達陜北,另有1300多名女紅軍被整編為婦女抗日先鋒團,王泉媛任團長,王定國、劉漢潤、牟炳貞也在隊伍中。她們征塵未洗就踏上西進的征程。
1937年2月,婦女抗日先鋒團在祁連山掩護主力西進。在這一仗中,1300多名女紅軍,大部分犧牲,有的被俘或打散。婦女抗日先鋒團的建制不復存在。此後,紅軍決定不再建立婦女部隊,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便成為紅軍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婦女武裝部隊。
被俘失散的女紅軍踏上了曲折的回歸之路,王定國于1937年秋回到了八路軍蘭州辦事處,劉漢潤、牟炳貞定居在甘肅,後來參加了地方工作。1989年,曾任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的王泉媛被國家確認享受老紅軍戰士待遇,當時她已是76歲高齡。
新中國成立那一年,部分親歷長征的女紅軍在北京相聚留影。
十年後的1959年,一些親歷長征的女紅軍再次相聚在北京。
1972年,十來位長征女戰士在北京又一次相會。
2016年4月30號,104歲的王定國在北京的家中迎來兩位客人:100歲的劉漢潤,94歲的牟炳貞。三位女紅軍時隔20年後又相聚在一起。共同的回憶依然是部隊,是戰友,默契的交流甚至不需要語言。穿越戰火,曆盡生死,信念不改。她們的經歷曲折而獨特,她們的精神豐富而深刻,正如她們一起走過的長征,堪稱傳奇。
[責任編輯:盧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