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障方面的限制也是制約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突出難題。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郭金興博士説，雖然現在農民工也可享受養老、醫療等保險制度，但目前我國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實行省級統籌，難以互聯互通。2008年發佈的《長江三角洲16城市農民工的基本特徵與生存狀況》調查顯示，在接受調查的農民工中，參加養老保險的有11.7%。
半月談記者採訪中，農民工反映遇到的“非平等市民待遇”還有很多，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不能帶薪休假，女工無法享受帶薪休産假，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務，沒有資格享受城市的廉租房或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房政策……
“我們的戶籍制度限制了流動，城市裏很多聲音指向了農民工群體：應該離開城市，應該回去，不應該留在這裡。”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説，“戶籍制度造成了一個排斥體系，用以維持我們勞動力的廉價，這個廉價包括工資和福利，如果沒有戶籍制度這個排斥體系，農民工就會融入城市。如要保持獲得廉價勞動力的能力，就得保持獲得廉價勞動力的社會系統。破解戶籍制度之難，不是一個地方的政府或者企業能夠解決的，它需要上升到國家的層面統籌解決，需要很大的勇氣。”
中華全國總工會基層組織建設部處長陳國瑞説，戶籍是人口登記與管理的方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發揮了有序就業與管理人口流動的有效作用，但是它沒有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附加了許多功能，捆綁了很多福利，像教育、醫療、社保等，戶籍制度完全割裂了城鄉二元結構，令農民工無法享受到許多同等待遇。
工棚不是歸宿——農民工的住房意願
“多想有個窩”
進城打工10來自安徽安慶潛山縣的29民孫恒卻始終有著強烈的“漂泊感”。一直住在企業集體宿舍裏的他，夢想擁有一個自己的“小窩”，將留在老家的老婆和孩子接過來，但高昂的房價讓他根本無力承受，想申請保障性住房又被告知需“本地戶口”，直到現在也依然沒有實現。
利落的髮型、黑色皮夾克配同色休閒褲，1982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的黃志雄，從2002年起就到遼寧瀋陽打工，他獨家代理的品牌專櫃今已進入了許多大商場。在別人眼中已十分成功的黃志雄，一家三口仍然租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中。因為還沒有經濟能力購房，不能在瀋陽市落戶，黃志雄不能繳納養老、醫療和勞動保險等費用。
河南商丘民權縣農村的杜紅梅2008業後，到天津一家科技公司做銷售，雖説每月能拿到2000資，但仍因居無定所而常常自感“徘徊在城市邊緣”。
全國政協委員、山東經濟學院房地産研究所所長郭松海接受半月談記者採訪時説，政府有職責將新生代農民工住房納入整個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體系統籌兼顧。要讓農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經濟適用房或廉租屋的優惠政策，同時著力培育農民工住房租賃市場。此外，新生代農民工遠離故土，客觀上要求解決宅基地置換、買賣的問題，即使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自由轉讓，也增加了農民的融資手段，增強農民進城購房能力。
[責任編輯：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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