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媒體評論的出現，標誌著由《讀書》最早倡導的“公共學術”在中國的全面崛起。但在“公共學術”崛起的這一輪浪潮中，《讀書》幾乎是失語的，它也沒有認知到自己曾是“歷史的先聲”。
成在搭建“公共學術”平臺
《讀書》雜誌換帥引起人們關注。《讀書》創刊以來，在知識分子中享有它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因它最早把“公共學術”這一理念，帶到了讀者面前。它的定位是“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但它的目標一直是致力於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公共交流。它既不同於學術刊物，也和面向大眾的報刊雜誌有所區別，它以廣義的讀書人為對象，試圖建立的也是知識分子和社會的知識共識。正是這一獨特定位，使它創刊後，很快獲得了知識分子和讀書人的普遍尊重。從陳原、范用，到沈昌文時代，作者即有金克木、董鼎山、黃裳、張中行等老一代作家和學人，也有劉軍寧、趙一凡等新一代學人。他們的文風或優雅考究，或犀利生動，既有文學性，也貼近社會現實，獲得讀者的共鳴是必然的。
社會和學術的多元、複雜，使不同學科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認知會有很大差異。《讀書》所倡導的公共學術，想打破屏障，從不同的專業角度，從不同的利益階層，來關注不同的公共事件，使讀者能打破那些因體制或階層帶來的盲點或成見，讓每個人的認知更接近社會事實的真相。
《讀書》既關注知識界的變化，也同時直面公眾，注意探索與民眾相關的公共知識和福祉。《讀書》當年之所以在讀者中，享有很高的精神地位，與它對“公共性”注重不無關聯，一方面是問題的公共性，一方面是學術和寫作話語的公共性。早年讀《讀書》，一個最大的感受是，在這裡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寫文學的人懂得歷史和哲學，寫歷史的人也有很好的文學性，很有點中國古典學術的氣息。
1996年汪暉執掌帥印後，風格大變，學術性似乎增強了，但“公共性”大減。這裡的公共性即包括話題的公共性，也包括文風的公共性。原本的那種文史哲不分家的氣息沒了，派別立場、學科界限越來越明顯，文風也變得晦澀艱深，原有的文學性幾乎消失殆盡。對《讀書》來説，這實質是一種倒退，從“公共學術”退化到“純學術”，雜誌變得不倫不類。雖然這和上世紀90年代知識分子的共識破裂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和主編者對“公共學術”的理解偏差有關，使其不再注重尋找和培養像金克木、董鼎山一類的學術“中間人”。過去活躍在《讀書》上的那些公共學術的寫作者漸漸消失了。
敗在已成“歷史的先聲”
新世紀後，大眾傳媒的一個變化，對《讀書》吸引作者、讀者也構成了很大影響，這就是各報刊大量評論版的誕生。既有時政評論，也有思想文化、讀書、影視評論。從最早的《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中國青年報》，到後來的《新京報》《東方早報》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打破了《讀書》“公共學術一家獨大”的局面。大量媒體評論的出現，標誌著由《讀書》最早倡導的“公共學術”在中國的全面崛起。但在“公共學術”崛起的這一輪浪潮中，《讀書》幾乎是失語的，它也沒有認知到自己曾是“歷史的先聲”。
一個時代的學術共識，不僅與它的思想語境和社會體制有關，也與傳媒技術的演變有關。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願為報刊或網路撰寫一些不被學術體制認可的文章，也意味著對公共學術的認同。這種公共學術的崛起，與中國傳統學術經驗與人們對《讀書》的期待也是呼應的。中國傳統學術強調的是文史哲不分家，強調的是“文以載道”。在汪暉離開後，《讀書》雖然在多元化、可讀性上做了很多努力，但對“公共性”的挽救仍顯不足。
從這個角度看，《讀書》的日漸式微，或許是一種必然，因為它同時標誌著公共學術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全面崛起。它表明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巨大熱情，社會的轉型和社會價值觀的確立，公共學術都將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讀書》最早給一批老知識分子提供了平臺，使他們打破了平庸和墨守成規的學術方式，把發現真相、捍衛社會良知當做自己的責任。在今天的這場公共學術崛起的洪流中，仍然期望《讀書》能珍視它曾經的地位，鼓勵更多的知識分子，加入到公共學術這一洪流中來。（葉匡政 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