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 不會動別人奶酪

時間:2015-03-25 14:33   來源:中國網

  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和印度尼西亞總統會晤時,提出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倡議。中國提議建立亞投行的目的是通過互聯互通實現合作共贏:目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水準普遍較差,提升空間巨大,很多國家缺水、卻電、卻道路。據統計,2010年至2020年,亞洲各國國內基礎設施投資合計約需8萬億美元。早在2010年,東盟首腦會議通過“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確定了700多項工程和計劃,投資規模約達3800萬美元。但是一説到資金支援,很多地區國家和國際組織就“退居二線”、“縮手縮腳”。

  亞投行的經濟意義有三個層面:1、通過互聯互通,不斷增強成員國自我發展能力;2、對於發達國家而言,能擴大投資需求,拉動其經濟復蘇;3、有利於擴大全球總需求,提振國際社會的經濟信心。

  需求決定亞投行的成敗:由於資金投入大、建設週期長,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僅憑各國一己之力,難以解決,必須採取多邊的方式進行推動。例如,印尼是一個千島之國,需要海上的連接。印尼已經制定了全國計劃,要建設2000公里的道路、10個機場、10個港口和10個工業園區。但穩定的資金來源不是印尼一國能夠解決的。另一方面,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有經驗、有技術,也有深入人心的理念:“要想富,先修路”的中國理念被廣大亞洲國家所接受。此外,已有金融機構根本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亞洲地區每年需要8000億美元的投資額,但是亞行(亞洲開發銀行)只能提供5%。這個巨大的缺口,也正是亞投行應運而生的契機。

  亞投行與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第一,共性包括:1、都是多邊國際金融機構,通過發放貸款以解決發展中國家或貧困國家的發展問題。2、都是國際公共産品,是全球治理的組成部分,即通過多元主體的合作管理,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不以賺錢、贏利為目的,而是要推動國際社會的共同進步。第二,差別主要表現在定位和業務重點不同:1、亞投行是發展中國家倡導的區域性融資平臺,貸款重點服務於亞洲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行融入了更多西方價值觀(貸款有苛刻的政治、人權條件),貸款重點服務於全球的減貧工作。

  目前,世界上兩大國際金融機構分別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在華盛頓),美國在這兩個組織中都是第一大出資國,擁有一票否決權。前者負責向成員國提供短期資金借貸;後者提供中長期信貸來促進成員國經濟復蘇。世界銀行的貸款作用在減退,部分原因在於針對貧困國家的貸款條件太苛刻。根據規則,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亞洲銀行,要獲得他們的貸款,都要在政府透明度、人權等方面通過考核,還有環保、勞工等多方面的要求。所以,經濟問題政治化、死氣沉沉的管理方式、條件苛刻、效率不高,使很多國家開始反感,“我沒錢,但是我要被尊重”,不希望這些組織對貸款國説三道四。

  美國和歐洲非常擅于利用金融工具:歷史上,英國秩序同英鎊的穩定密切相關,而英鎊的穩定與金本位制的確立密切相關。英鎊逐漸成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國際貨幣,倫敦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今天,美國秩序同美元的穩定密切相關。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基本內容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以及實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同時,西方國家的金融工具有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如歐洲復興開發銀行:1991年成立,總部設在倫敦。主要任務是幫助東歐、中歐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化,具體內容如加強民主、尊重人權等,常有干涉一國內政之嫌。

  需要指出的是,既要強調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行等多邊開發銀行的互補關係,也要強調他們之間的良性競爭關係。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為發展中國家服務,更好地提升後者的活力與服務意識。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行等組織的確有競爭關係,但是競爭的不是霸權,而是市場,是好評,是世界進步的現實意義。良性競爭對於開發貸款以及其他市場都是有利的。

  亞投行不是“中國版的佈雷頓森林體系”:要避免簡單類比,一方面不要一方面反對別人拿“馬歇爾計劃”類比中國的“一帶一路”,另一方面自我陶醉地把亞投行比作美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因為,“馬歇爾計劃”、“佈雷頓森林體系”等制度安排都有維護一國霸權的意味。許多西方媒體將亞投行稱作是中國控制的,這不客觀。此前中國對外表示可出資到50%,這表明中國對亞投行的強力支援,但也不一定非要50%,隨著亞投行成員的增多,中國的佔股比例會相應下降。中國有控制的能力,但沒有控制的意願:中國不尋求一票否決權,因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反對美國在世界銀行擁有否決權,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是亞投行的發起國與關鍵力量:中國推崇協商一致,即“有事好商量”,儘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是靠投票權來決定。中國要推動共識,在共識的基礎上,把具體的項目做紮實。

  亞投行表明中國外交佈局的重大調整: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是中國的外交佈局。可以預見,多邊外交將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過亞投行等多邊機制,既有利於中國整合周邊與全球資源,也有利於中國贏得良好的口碑與聲譽。

  為什麼大家爭著想做創始國:國家在考慮回報的時候,既包括經濟回報也包括政治回報;創始會員國會得到特殊的政治回報,會載入史冊,特別是大國非常在意這個。小國更加關注具體的經濟回報。從原則來説,創始會員國與其他會員國在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並無區別。金融機構最大的特權是投票權,投票權的多寡取決於成員國的出資份額。具體來説,以國內生産總值(GDP)來衡量各國的經濟權重,以經濟權重來衡量各國的出資份額和股份分配的比例。由此看來,創始會員國的特權主要具有象徵意義,即“歷史不會忘記”。

  要避免亞投行被過度政治化:中國要推動國際規則更加合理與完善,但不是要進行顛覆。在國際關係中,負責任不僅僅指要援助、要砸錢,更強調公共産品的提供,要有議程設置的能力:我不能決定大家內心想什麼,但我能決定大家討論什麼。要避免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的政治化,要在便利、透明、高效、合規上做文章,推動可持續發展、包容性發展、公平性發展。1、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建設要符合綠色和低碳標準,要有人文情懷、要在生態友好上下功夫;2、包容性發展,使各國人民有機會的參與到亞洲的共同事業中來,要避免由於邊緣化狀態而導致的極端化情緒的蔓延。3、公平性發展,既要反對霸權,也要反對特權,使公平成為亞洲國家的共同價值。目前的突破口:成立後要提高放貸效率,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但同時要制訂嚴格並切實可行的高標准保障條款。

  亞投行不是“中國版的門羅主義”。開始的時候,美國遊説七國集團和亞洲盟友不要加入該機構。美國認為,鋻於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存在,沒有必要再建一家新的開發貸款機構。美國的擔心:1、從戰略來説,亞投行會動搖美國霸權的基石——全球貨幣與金融秩序,美國已經領導了70年;2、從技術來説,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金融組織,美國擔心貸款標準是否會很低,或形同虛設。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整個世界。”今天,美國在能源領域、金融領域都感受到了中國強大的競爭壓力。

  3月23日,奧巴馬稱歡迎亞投行的設立並表示亞投行可以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展開闔作。美國態度的轉變不僅僅是因為盟友的倒戈,更主要是國內壓力:1、全球經濟新格局的主要標誌是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美國要接受這個事實;2、加入才有可能從內部影響亞投行的發展。

  從圍堵到合作,也表現出美國態度的虛偽性:一方面,不停敦促中國發揮與其日益增強的實力相符的國際責任,為全球發展提供更多的資源;另一方面,當中國朝這個方向努力時,比如建立亞投行,美國卻試圖阻撓,這就顯得短視和虛偽了。對中國人而言,亞投行的建立不是北京與華盛頓爭鬥全球經濟影響力,而是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經濟秩序的博弈。

  亞投行是中國“共同體外交”的新載體:“共同體外交”的實質,不是單純尋求一國利益,而是將共同體成員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實現普遍的利益增值。因此,區域開放主義、利益均沾、透明化操作是“共同體外交”的邏輯基礎。這也是區域多邊主義與開放主義的合法性基礎。共同體有三個階段:利益共同體,即要在滿足需求上做文章;命運共同體,即要在應對挑戰與回應壓力上做文章;價值共同體,即要在相關欣賞與內心認同上做文章。

  從金磚銀行到絲路基金再到亞投行,中國要把一帶一路做實:金磚銀行、絲路基金、亞投行等金融平臺的建立,使中國夢同亞洲夢、世界夢有了對接與落地的抓手。但是,要避免資源多而雜亂,要做“精緻資源”:在經濟上,要處理好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傳統平臺的關係,這些組織有很多寶貴的經驗,特別是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基礎,有全球視野,因此中國要主動地學習借鑒,要合作共贏。這些新平臺與現有國際金融機制是互補、合作的關係,也是推動後者不斷完善的新鮮血液。

  3月26-29日舉行博鰲亞洲論壇,“一帶一路”規劃將正式發佈。“一帶一路”範圍廣,規劃不會過細,更多是原則性的表述,要留下足夠多的、動態性的空間讓絲路國家和企業去參與,不希望限制參與國和企業的主動性和創造力,主要提供方向性內容,如交通、能源、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的投資重點與合作領域是什麼?這個方向與亞投行的工作重點是匹配的。亞投行已經箭在弦上,要大幹一場。

 

編輯: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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