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客接二連三向媒體吹風，散佈對斯諾登“與中國情報機構合作”的猜測及懷疑。有人分析北京正在與斯諾登接觸，還有人宣稱斯諾登可能就是“中國間諜”。説這些話的人包括美國前副總統切尼、美眾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羅傑斯等等。這些人在試圖把輿論對斯諾登事件本身的關注往“中國扮演了什麼角色”的方向引。
如果能把輿論對美國政府的憤怒轉化成對中國政府的不滿，或者至少把中國政府拽進來，讓北京同華盛頓一起背這個黑鍋，就會形成斯諾登事件的轉彎。由於美國政府對輿論超強的影響力，這對它是個現實的選擇。
美國這樣做的輿論工具非常豐富，而且駕輕就熟。通常來説，打輿論戰，中國不是美國對手，即使有理也很容易在嘴上吃虧。因此圍繞斯諾登事件的“中國陰謀論”如果炒熱，一定的壓力總會落到中國頭上。
然而中國用不著因此緊張，更不必因為擔心惹上麻煩而匆匆促香港將斯諾登送交美國。美國的輿論力量再強，斯諾登事件還是非常特殊。美國理虧是明擺著的，已被全球輿論認定。美國一些人往中國身上栽贓，沒有事實依據，連“捕風捉影”都説不上，全憑信口胡説。這一次它試圖把“美國的醜”變成“中國的醜”，是高估了自己的輿論霸權。
如何解決斯諾登的問題，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需要從香港及全中國的整體利益出發做通盤考慮，美國一些政客的鼓噪應當被蔑視。這些人的聲音只是美國態度的一部分，到了中美之間，它們的影響力就更小。直接面對中國時，只要我們不加理睬，它們就什麼都不是。
美國現在除了依據與香港的引渡條約施加壓力外，它施放的輿論壓力其實是虛的。“中國陰謀論”殺傷不了我們。這一是因為美國沒有證據，二是因為斯諾登受到國際輿論的廣泛同情，這一次世界上想看美國熱鬧的人反而很多。香港特區政府如果不將斯諾登引渡，決不會在道義上丟分。
中國媒體應當更多接觸斯諾登，把他掌握的材料通過輿論平臺向世界傳播，讓他本人多處於輿論中心，而不是讓譴責他的美國政客們佔據輿論上風。由於香港是民主社會，面對滔滔輿論，美國終將在引渡斯諾登的問題上望而卻步。
北京中央政府迄今在斯諾登問題上的表態謹慎，美國官方也未向中國政府公開施壓，中美兩國保持了分寸，這已經不錯。我們不應對中美關係處理這種特殊事件的默契有更高期待。
網際網路已成為美國推行國家利益的重要平臺，這導致中美圍繞網際網路的摩擦不斷增加。中國需要建立在網際網路上抵禦美國壓力的能力，這比中美之間一時的氣氛好與不好更重要。斯諾登事件戳破了美國在網際網路上極力維護的國家政治形象，把華盛頓從道德高地上推了下去，這件事不受限制地繼續發酵符合世界輿論的期待與要求。
我們一定要清楚，在斯諾登事件上，中國的優勢幾乎是“天然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無論美國政客和媒體耍什麼花招，都改變不了事情的基本性質。美國傲慢慣了，從不懂得對有些事需要“低調處理”。美國一些人狂妄地以為能扳回斯諾登帶來的損失。讓事實教訓他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