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政府對國際政治的無知、國際關係常識的匱乏、對中日關係史的蔑視，著實令世人憂慮。
野田政府“購島”鬧劇，既脫離了中日經濟關係史的軌道，也偏離了中日政治關係史的方向，嚴重背離了和平合作、互利共贏的時代大潮，既反映了其“政治迷失”，也堪稱“經濟忘義”，無疑是對日本國民、企業，乃至地區利益的踐踏。其對國際政治的無知、國際關係常識的匱乏、對中日關係史的蔑視，著實令世人憂慮。
冷戰堅冰期：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中日建交的動因在於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發表的兩個聲明。
一是1971年6月，尼克松突然發表聲明，要訪問北京，在冷戰堅冰時期這一舉動對國際政治構成強大衝擊，由此，國際政治格局事實上從“兩極對立”演變為“中美蘇大三角”，中國的國際政治地位提升，日本在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中作用下降，其亞洲影響力遭到削弱。
二是1971年8月，尼克松發表聲明，廢止“黃金美元固定價格關係”，事實上否定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制”基礎，從此國際貨幣體制的匯率決定機制演變為美元主導的自由浮動匯率制。戰後美國“賜予”日本的“1美元=360日元”的優惠匯率不再成立，日本經濟進入“沒有航海圖的時代”，由此也給日美貿易貨幣關係埋下了摩擦對立的種子。
與此同時，在上世紀60年代末，美國暗中制定了“石油、美元、戰爭一體化”戰略，引起中東動蕩。作為資源小國，日本的石油安全受制于美國全球戰略，迫使日本不得不尋求新的石油供給源。當時，田中角榮在訪華前就曾與屬下商議“可否與中國共同開髮尖閣列島(釣魚島)海域的石油”，並提出讓與中國關係良好的法國中間斡旋的方案(參考若宮啟文著、吳寄南譯《和解與民族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
顯然，國際政治、經濟的雙重困境成為推動日本急於率先打破冷戰僵局，克服美國越頂外交，直接與中國恢復邦交的歷史動因。
1978年8月中日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後，大平正芳政權迅速于1979年決定向中國提供政府日元貸款，其根本意圖，不僅在於要儘快構建穩定的中日政治關係，也包括為日本企業先於歐美展開對華直接投資提供政府擔保的意義。
而此後為擴大日本企業對華投資，中日兩國政府在中國加入“有管理的自由貿易體制”(關貿總協定及世界貿易組織)前，便簽署並修改完善了《中日投資保護協定》，極大地促進了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由此帶動中日貿易深化、擴大，形成了中日産業分工體系，並與東盟、韓國等一道推動了東亞産業分工體系的形成。這也成為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後地區合作的産業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