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之爭不僅是領土之爭，更是未來東亞乃至亞太地區發展的主導權之爭，我們只有清晰地洞察與剖析日本的戰略圖謀，才能在釣魚島之爭及以後的中日對抗中贏得戰略主動權。
薛理泰：“購島”不是心血來潮而是處心積慮
東京違反戰略博弈的規則，啟動釣魚島“國有化”行動，涉及到“大氣候”和“小氣候”。
中國崛起處於關鍵節點，終於同西方國家陷入老大、老二關係的怪圈。西方國家已經視中國為準超級大國，中國未來處境尤其被動。假如西方國家尚未把中國視為準超級大國，則沒有整合國際力量及中國周邊國家對付中國的必要性，中國也不致于有可能淪為眾矢之的；倘若西方國家已經把中國視為超級大國，則兩個超級大國在地球村必然需要和平相處，西方國家在對華決策上自然有所忌憚，不致于無所不用其極。過去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相處了近半個世紀，彼此打交道時確實有一定之規，核心利益被視為禁臠，對方不會越雷池一步，此即一例。中國被視為準超級大國招致的風險，一如上述。其理至明，無須多言。
假如西方國家要圍堵中國，則在軍力聚焦在亞太地區之際，與中國周邊國家密切合作，對中國啟釁，是借力使力，隔山打牛的絕招。設若中國不作為，則被舉世及中國民眾視為喪權辱國的行徑；如果輕易訴諸武力，則牽一髮而動全身，後果不測，西方國家則坐收“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好處。而在中國周邊的鄰國中，菲律賓是扶不起的阿鬥；越南則桀驁難馴，而且西方國家對國內民眾的情緒也難交代；唯有日本的綜合國力同中國旗鼓相當，歷史上又是宿怨，稍一撥動，民間躁動情緒易發難收。因此，由日本充當這個角色是最理想的，可收四兩撥千斤之效，況且，日本朝野上下本身也有向這個啟釁的政治動機，配合之迅速，猶如以臂使指。一言以蔽之，這就是所謂的“大氣候”。
至於“小氣候”，則東京認定中國政府怕內亂，因而在對外作出反應時，必定存在不小的顧忌，所以此時東京企圖心強烈，在對中國啟釁時顯得有進無退，內心不甚恐懼。東京還有一層考量，即中共高層在十八大行將召開之際，凡事以維持穩定為要旨。所以，東京決定，無論如何，要趕在十八大召開之前，完成對釣魚島“國有化”的程式。
呂耀東：對華“兩面下注”體現日本矛盾心態
一直以來，日本對華戰略就表現為，借重同盟國美國的力量增強與中國討價還價的能力，謀求通過發展與中國周邊國家的關係來抵消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既期望從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受益，又擔心中國與其爭奪地區主導權，認為中國未來有可能在軍事上對其構成威脅。因而日本對華戰略常常表現出“不確定性”特點。日本這樣的對華矛盾心態，導致日本對華政策始終保持兩手準備。
首先，在東亞經濟區域一體化過程中，日本一方面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為經濟大國的強項，積極尋求掌握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主導權，與中國在經濟領域搶奪制高點，力求掌握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另一方面，日本力圖通過“東亞共同體”，引導亞洲區域合作的政治進程，借助所謂“同質性”國家來抗衡中國。日本在不同場合提出要以“自由”、“民主”等價值理念作為東亞區域合作的基礎，試圖以“價值觀”、“制度”等政治“構件”，與中國爭奪東亞區域合作的主導權，謀求通過發展與中國周邊國家的關係來抵消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其次，力求通過日美同盟遏制中國。2005年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員會（2+2會議）”發表共同聲明，確定了12項關於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首次將所謂“鼓勵和平解決有關臺灣海峽的問題”列為日美共同戰略目標之一，大有插手臺海事務的意圖。2009年的“日美安全磋商委員會”會議進一步強調“針對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提高的中國，雙方在敦促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國際‘利益相關者’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也要求其提高軍事透明度”。日美以強化同盟關係遏制中國的意圖昭然若揭。這不僅無助於維護持久穩定的中日關係，也對東亞地區的安全穩定及區域合作進程産生負面影響。以上戰略意圖表明，日本對華政策理念尚且缺乏正確的平衡心態和理性的戰略思維。
歷史事實證明，中日關係不穩定，東亞就不可能穩定發展。近年來，日本國內一些人只看到兩國的利益衝突，而無視中日兩國合作共贏的成果及前景。包括日本執政黨內仍然存在著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誤讀，不能正確處理兩國“戰略互惠”關係，常常急功近利，忽視彼此“共同戰略利益”，表現出有損中日關係的言行。譬如日本政府對釣魚島的“國有化”方針已經成為破壞中日關係大局的現實癥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