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權有錢部門的人員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也揭示了這樣一個問題：權力一旦失去制約，它便會不可遏制地自我牟利，從“有權”走向“有錢”。
6月1日，昆明市長張祖林在調研保障性住房會議上表示，有權有錢部門的人員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多餘的房子都不願低價出租，沒房子的人只能高價租住。他還稱，有些部門房子多得住不完，弱勢群體沒房住，政府不蓋公租房，中低收入者就住不起房子。(6月3日《雲南資訊報》)“有權有錢部門人員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張祖林或許説了一句大實話。其實，即使沒有昆明市長的曝光揭露，“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也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不僅在昆明“很普遍”，全國其他許多地方也不鮮見。
這種“很普遍”，雖然一直缺乏官方正式的調查統計數據支援，但仍然不難從許多渠道得到各種直接或間接的證明。比如，可以從官員財産申報中“窺見一斑”。如浙江慈溪官員財産公示顯示，“大多數官員都有兩套房兩輛車”；2009年上海曾對兩千多名市管幹部進行了一次房産專項申報，儘管申報數據並未公佈，但相關官員透露，“主動上報家庭房産十幾套的大有人在”。
再如，通過大量已曝光腐敗官員的腐敗事實，也不難得到“有四五套房很普遍”的直觀證據。如杭州原副市長許邁永，人稱“許三多”(錢多、房多、女人多)，名下有25套房；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有16套房；上海原房管局副局長陶校興有30套房；山西蒲縣煤炭局原局長郝鵬俊名下房産36套……“有權有錢部門人員有四五套房子”何以會“很普遍”？一者，在於住房分配改革以來，個別地方的公務員系統內變相福利分房一直沒有停止過，許多地方甚至打著保障房名義興建這種住房，正如房産大佬任志強所説，“部分經濟適用房供給了公務員”。二者，在於長期以來，我國的房地産領域存在權力深度介入、權力尋租現象。對此，建設部原部長汪光燾也曾直言不諱，“房地産領域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問題相當嚴重”。
“有權有錢部門”或者憑藉與開發商的密切關係，“近水樓臺”得到購房先機；或者乾脆利用“有權有錢”、掌握各種審批大權的身份地位，直接向開發商索取住房賄賂。誠如有開發商吐露苦衷，“沒有一個房地産項目是不需要‘行賄’的”，“折扣賣房正是其中重要而隱秘的利益輸送方式”。
因此，“有權有錢部門人員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不僅暴露了住房分配不公的真相，也暴露了收入分配不公的真相——— 時下，貧富差距拉大，而住房正是拉大貧富差距的重要因素。日前，有調查報告顯示，包括住房在內的中國城市家庭資産平均達到247萬元，這樣的“平均資産”究竟包含了怎樣的不均，“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無疑是一個生動的注腳。
既然早在1998年，住房分配改革就規定不再有住房補貼政策，可為何公務員還能變相得到福利房？那些有四五套房子的權錢部門人員，買房的錢從何而來？為何這麼多年，一直被視為“很普遍”而沒有相關部門介入調查？“有權有錢部門人員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也揭示了這樣一個問題：權力一旦失去制約，它便會不可遏制地自我牟利，從“有權”走向“有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