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三公消費”話題再次升溫，茅臺等名貴白酒被拋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有政協委員建議立法禁止公款買茅臺，有人大代表建議控制茅臺酒過快漲價，茅臺名譽董事長被媒體記者堵在了衛生間。貴州副省長回應稱，三公消費高不能怪茅臺。五糧液董事長則表示，五糧液不是奢侈品，國人都買得起。
近些年，茅臺、五糧液等名酒借公款吃喝之風，賺取了驚人的高利潤，儘管這些名酒屢屢提價，但根本不愁銷路。作為代表委員和社會大眾，看到此情此景，心中自然憤憤難平。
不過，倘若因此將茅臺、五糧液等名酒列為炮轟的靶子，把遏制三公消費的出路寄託在“禁買”、“限價”上，則似乎開錯了藥方。固然，茅臺、五糧液等名酒是公款吃喝的受益者，但不能簡單地將公款吃喝的賬算在它們頭上，真正要遏制三公消費，完善三公消費相關的制度建設，才是根本。
顯然，全國“兩會”正是推動反對公款吃喝制度建設的良機。如果只是對幾個公款吃喝的熱門商品“禁買”、“限價”，公款吃喝的餐桌上也會換上其他高價酒，所以，如何定義“奢侈品”至為關鍵。國務院法制辦此前公佈的《機關事務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中，要求政府各部門“不得採購奢侈品”，高價酒算不算“奢侈品”，代表委員不妨積極表達自己的意見。
單單定義“奢侈品”還不夠，如果“不得採購奢侈品”只是在內部執行，缺乏外部約束監督，何以確保落實。因此，代表委員也有責任進一步推動預算改革和三公消費資訊公開制度。通過預算改革，更好地為納稅人掌好錢袋子，切斷三公消費的“源頭”；通過立法，讓三公消費的每一分錢都花得清楚明白，接受社會監督。此外，對於揮霍公款消費的官員，應明確其行政和法律責任。
能看到代表委員站出來炮轟公款吃喝，民眾備感欣慰。但公眾更期望看到三公消費的制度建設上，代表委員能貢獻出自己的勇氣和智慧。制度和法律既然已明確了代表委員的權責，代表委員就應當用好。例如，政協委員應用好自己的提案權，人大代表更依法享有對官員的詢問或質詢權、將議案付諸表決形成決議、要求各級政府部門執行等一系列剛性權力。讓這些權利和權力“站起來”，遏制三公消費，不愁沒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