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民工劉紅衛死了20多天以後，鄭州終於想出了辦法來應對城市露宿者。12月22日，有市民發現鄭州市中州大道橋下，原來農民工睡覺等活的地方，一夜之間被人擺滿了花草；在一些立交橋引橋下方，新裝了2米多高的綠色鐵柵欄；中州大道已全線禁止農民工住宿。
路有凍死骨，無良社會的寫照。這種事哪怕只發生一次，也足夠讓一個城市丟臉好一陣子了。鄭州面臨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如今，安置點也設立了，凍死人的地方擺滿了鮮花，挂上了“關注農民工生命健康”、“天氣寒冷，橋下不宜露宿”的條幅，署上了求助電話，場面很溫馨，標語很貼心，可是一個安置點能解決農民工的問題嗎？去安置點，意味著得接受一整套制度的安排，立交橋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安置點能讓你隨進隨出嗎？立交橋就是個天然的短工市場，安置點會幫你聯絡攬活嗎？立交橋你想住多久住多久，安置點能讓你一直住下去嗎？恐怕沒有哪個城市的管理者有這麼慷慨。也就是説，對於這些負擔不起房租費的露宿者來説，想要一張火車票回老家就去救助站或安置點，如果還想在這裡賺點錢養家的話，就只能換個地方接著流浪。
所以，看起來，城市向農民工們敞開了大門，但農民工往往要走的卻是回頭路；喊的是“關注農民工生命健康”的口號，起的卻是趕走農民工的作用。管理者的思路很簡單，設立安置點，然後把流浪點給封了，逼你去安置點，萬一農民工不去，也大可把責任推給農民工身上。城市又一次選擇了圍的辦法讓自己看起來光鮮照人。
劉紅衛之所以會死去，並不在於沒有救助站、安置點，而是因為這些場所在關鍵時刻，在最需要它出手的時候，千呼萬喚死不出來，成了擺設。在劉紅衛昏迷之際，立交橋下公交公司的看場保安，試圖通過政府途徑救助他，可是，“跟救助站聯繫，他們告訴我，他們人手不夠，讓我聯繫110。我聯繫110，110又讓我聯繫120。之後120來了，檢查後，給了他點錢就走了。”在這些人眼中，劉紅衛並不是一個需要幫助的人，而是一個可能給他們帶來麻煩的包袱，事實上，每個部門都有9999個理由接手，可每個部門都在找唯一一個理由推卸責任。大家都不接手，那就只有往外推了，深圳不是一掃帚就掃走8萬餘名“治安高危人員”麼。
如何對待外來務工人員、社會底層人，考驗的是執政良知，而現實常常樂觀不起來。這種對農民工的排斥，也體現在形形色色的防線上。比如，呼籲允許異地高考時，有人反對；要求放開戶籍門檻，同樣有人反對，這些人把城市視為自己的福利，任何要來拿的人，哪怕只是來喝幾口湯，他們也會歇斯底里。
不想改變這一點，那只能用圍的老辦法，為了自己的利益，無視他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