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番禺區從去年開始，在全區的14家公辦幼兒園中，拿出包括直屬機關幼兒園的3所幼兒園作為改革試點，以搖珠派位的形式，拿出學位對社會公開招生。“機關幼兒園是為機關的孩子舉辦的，為什麼現在要拿出學位抽籤？”在對社會開放的過程中，有公務員表示各種不理解，一時難以接受。（7月16日《南方都市報》）
就在今年1月份，廣州市財政撥款8300余萬元給9家機關幼兒園的新聞引發了不小的質疑。而在2009年，這一數額是6000萬元。正如廣東省政協委員吳潭偉所説的，財政撥款是全體納稅人的錢，機關幼兒園不應該只供少數人專享；但實際上，這9家幼兒園均屬“事業單位屬性”，在政府的“預算編制”當中，它被視作事業單位，補貼本身“又並無不妥”。之所以會出現這樣一個矛盾的結果，是原有制度框架下對幼兒園的分類管理落後於現在人們所要求的教育格局。對落後於時代的東西，肯定必須改變。
依照公共財政理念，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投入應當是全民共用。如果在蛋糕做大的同時，沒有把蛋糕公平的分配好，這樣的學前教育依然談不上本質上的改變。如今公辦幼兒園名額緊俏，大量資源向更加封閉的機關幼兒園傾斜，而民辦幼兒園要麼收費昂貴，要麼資質難以保證。一個孩子若不在特定招收對象範圍內，想讀好的公辦幼兒園就要繳納數萬元不等的贊助費；想讀好的民辦幼兒園就要承受一個月數千的學費，橫豎都要被宰一刀。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正是公辦幼兒園的不開放和高壁壘導致了適齡兒童與幼兒園之間的供需失衡？進而導致了民辦教育機構的羸弱與畸形？
改革是為了革除積弊，可務實地看，積弊不可能一勞永逸的就清除掉。從完全封閉到“半封閉”，公辦幼兒園尤其是機關幼兒園招生走出這一步既是必然，但也殊為不易。我們應當抱著支援的積極態度去看待這件事情。普通公眾需要付出較長的時間去等待和推動，原先受益的群體則需要逐漸擺正心態、學會約束權力、接受人們對起點公平的要求。從整個社會層面看，制度性的不公當然不僅僅體現在公辦幼兒園的特殊化上面；但當公辦幼兒園開始走向平等招生的時候，所有的不公正無疑正在一點一點的瓦解。廣州市針對學前教育的變革，無論效果如何，都應當引起同類城市對此問題的重視，迅速拿出誠意來、拿出方案來，回應民眾對教育公平的期待。(林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