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長春富貴居小區居民周先生稱，小區物業公司欲提高物業費，被小區居民拒絕。於是，小區物業將電梯關停。經過協商，物業同意開通電梯，前提是必須簽一份協議，如果出現任何事故，均由居民自己承擔。小區原物業負責人稱，協議是居民們自願簽署的(7月10日《新文化報》)。
在涉及自身利益的領域，物業公司也好，小區居民也罷，既是相關者也是判斷者。在商家強勢、消費者弱勢的整體格局下，“生死協議”的新鮮出爐，很容易引起公眾的心靈共鳴。面對“生死協議”，我們往往會帶著“有色眼鏡”進行道德審視，卻很少有人注意到，物業公司也有“沉沒的聲音”需要表達。
筆者曾對某物業公司的兩位負責人進行訪談，他們最大的難處和抱怨在於三點:一是物業費難收，一部分業主積極主動繳納，一部分業主經過物業公司“做工作”之後能夠補繳，另一部分業主卻試圖“搭便車”，惡意拖欠甚至拒絕繳納物業費;二是“關係打結”，物業公司與房管機構、房地産開發商、社區居委會等單位在具體運作過程中關係不順;三是社會認同低，物業人員經常遭遇情緒性的謾罵和無端的指責，甚至有業主稱物業人員為“看門狗”。
然而，在一些業主看來，採取不合作行為，緩繳甚至拒付物業費往往“事出有因”:一是對開發商不滿，要麼是房子存在著品質問題，要麼是“兩證”辦理上存在著困難;二是對物業不滿，要麼覺得物業收費標準不合理，要麼覺得物業服務不盡如人意;三是存在客觀狀況，或許家庭經濟困難、一時週轉不開，或許工作繁忙、無暇繳費。
對於物業公司來説，物業費是維持正常運作必不可缺的“糧食”;對於業主來説，物業費是進行利益博弈至關重要的“籌碼”。換言之，物業公司提高物業費的利益訴求遭到業主的拒絕，便採取關停電梯這一手法“倒逼”;遭到業主的反對之後，物業公司雖然退了一步，但採取了“踢皮球”的做法——電梯可以開，安全問題業主自己負責。
“生死協議”的本質，在於業主以犧牲一種權利去獲取另一種權利，以犧牲安全保障來換取電梯的使用權，顯然是不合理的。在利益多元時代，如何進行有效的利益表達和充分的利益博弈，既保護業主的合法權益，也尊重物業公司正當的利益所得，是一個公共問題。一方面，通過成立業委會，打破業主“一盤散沙”的消費維權困境;另一方面，健全利益博弈機制，使得業主和物業公司的利益博弈常態化、規範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