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嘉興發生的全國首例闖黃燈行政訴訟案終審判決，狀告交管部門的闖黃燈司機敗訴。據了解，目前，闖黃燈行為性質認定和執法標準的問題引起公安部的重視，相關部門正在研究制定執法標準（4月16日《重慶晨報》）。
“紅燈停，綠燈行，黃燈亮了等一等。”這是從幼兒園就開始灌輸的“交通規則”。在實際交通中，紅綠燈的概念很清晰，作用很明顯；黃燈的概念很模糊，功能很脆弱。於是，“闖黃燈”游離在違法與合法的中間地帶，道交法關於“黃燈亮時，已越過停止線的車輛可以繼續通行”的規定給合法選擇帶來難度。車頭或身車大多數越過算不算“越過”？在較快速度下，司機判斷是否越過停止線只能憑感覺，感覺失靈怎麼辦？如果是一個車身很長的車輛，在亮黃燈時已越過或部分停止線，這時候停下來，也有礙綠燈下的車輛通行……
全國首例闖黃燈案有著標本意義。官司輸贏或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通過司法實踐激活相關法律法規，讓過去很模糊的黃燈功能更加清晰起來，讓習以為常的“闖黃燈”謹慎起來。此外，對於現行法律法規未詳盡之處，公安等部門研究制定機動車闖黃燈執法標準是必要的。長期以來，闖紅燈危害直接、明顯，而闖黃燈危害處於“潛伏”狀態，不僅未引起司機的重視，也未引起司法的重視，從全國首例闖黃燈行政訴訟案也可見其稀有性。司法經過實踐才能發現不足之處，讓潛伏的問題浮出水面。
本來，黃燈是紅綠燈轉換的緩衝，是安全過渡。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遇到黃燈向前衝，“時間就是生命”，搶時間可扼殺生命，這有司機個人動機的成因，有汽車文明程度不高的因素，亦有法律法規語焉不詳的推波助瀾。黃燈功能的退化，説明道德支撐乏力，尤其是法律不“給力”。肆無忌憚地闖黃燈是道德問題，更是法律問題；是個人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僅從道德層面，單方面要求司機“勿以惡小而為之”，顯然沒有對症下藥，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透過“闖黃燈”現象，我們要發現一些實質性問題。由於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至少是細則與標準的缺失，也導致法治社會的“亮黃燈”。這應該成為首例闖黃燈案的延伸思考。而目前，我們的思考只限於是不是違法以及對違法的處罰等。“法無禁止即可為”，在法未詳盡的情況下，“闖黃燈”違法與否不能一刀切，視不同情況而定。車輛需要“黃燈亮了等一等”，而法治“亮黃燈”，法律完善不能“等一等”。（王旭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