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13日公佈的數據顯示，初步測算，2012年上半年國內生産總值為2270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8%。其中一季度增長8.1%，二季度增長7.6%，二季度環比增長1.8%。此前經濟學家普遍預期，中國第二季度GDP增速或將從第一季度的8.1%降至7.6%，成為2009年第一季度以來的最低水準。（新華網7月13日）
回顧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走過的路，3年來首次低於8%的深層意義，還是具有很強探究價值的。毫無疑問，跌破8%是主動調整的結果，房地産行業調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因此，數據意義上的“跌破”，與主動調整的行為，應該作為一個“輕增速，重品質”的積極信號來看待。
其實，回顧歷史不難發現，類似轉變發展模式的思想，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就在不斷提出。在“九五”計劃中，就曾經明確提出“要使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這些觀念和提法對於實際的發展模式，並沒有發揮明顯的導向作用。甚至可以説，現實中的發展模式與理想發展模式之間的距離，一直沒有實質縮小。
就全國而言，宏觀部署與地方層面上的微觀機制並不總是一致的，有時甚至是矛盾的。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核心在於技術與管理的創新。而提高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效率，減少環境污染，調整利益關係才能持續發展這樣的道理，站在全社會的角度上説誰都懂，但是在一個具體的地方，或具體的攤子面前，邏輯往往就不是這樣了。
假如有一筆資金，是將其投入到一個粗放型的經濟項目上去還是投入到環保項目上去？很明顯，前者可以短期出政績，有財政收入，後者就不可能有立竿見影的收益。同樣有一筆錢，是將其投入到一個經濟項目上去，還是投入到農村義務教育上去？同樣明顯，前者可以很快帶來重要的財政收入，而後者得到的只是潛在的未來收益。因此，越是在具體的工作中，兩者的不一致就越是突出。站在這樣的基點上，再來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什麼難，不能不説其背後的最大阻礙，在於始終走不出困擾各級政府多年的“知行無法統一” 難題，在於沒有把多年來的宏觀邏輯轉化為微觀機制。
地方官員為什麼做不到“知行統一”？涉及許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政績觀的強硬作用。幾十年來，GDP的增長速度是一個幾乎壓倒一切的指標。為了追求這個指標，大上、快上項目成了官員的首選，效益、環境、社會問題，都只能為其讓路。儘管近年來，提出了新政績觀，但在實際工作中，經濟增長、經濟實力等，仍然是評價官員最重要的甚至是最硬的指標。
如果在科技與管理創新、能源利用效果、內需市場擴張等發展品質層面有了可喜的提升，GDP增速跌破8%當然不足為慮，沒什麼好怕的。 (馬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