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近日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坦承，中央企業“走出去”工作發展還不平衡，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有報道認為中央企業在海外盲目投資、缺乏監管，造成國有資産流失。邵寧在回應這一問題時表示，的確有少數中央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出現了虧損，但從總體上看，成效還是很明顯的。（2月21日《第一財經日報》）
邵寧指出，造成少數央企“走出去”虧損的成因在於境外經營風險防範體系不健全，境外資産管控體系不完善，國際化經營人才短缺、經驗不足。
我們注意到，僅去年利比亞戰事，就有中海油等13家央企在利投資項目暫停，蒙受鉅額虧損。國資委統計的中國中冶、中國建築、中國鐵建、葛洲壩這四家企業，其涉及項目總金額就逾410億元。事實上，造成央企“走出去”虧損的原因除了邵寧提及的因素之外，還有意識形態偏見、西方既得利益強國“圍追截堵”、央企國際化經營能力普遍不足等。
而在海外投標時，一些國內企業為搶奪同一個項目“不擇手段”的“窩裏鬥”現象也屢次發生。例如，澳大利亞皮爾巴拉一處礦山鐵礦石收購時，經中國的武鋼、鞍鋼、寶鋼、中鋼等央企相互抬價後，成交價格比原來高了三分之一。這種惡性競爭與“自相殘殺”有什麼區別？如何讓“走出去”的企業加強自律並協同作戰以形成合力，應引起國資委足夠的重視。
另外，包括央企在內的多數“走出去”的企業在國際分工中尚停留在生産加工等低附加值的初級形態，它們的國際競爭力無疑是很弱小的。
在央企海外資産監管方面，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孫南申教授曾建議，管理者應改變目前只重事前風險防範的政策思路，代之以風險的轉移、分擔和補償等成本收益方法，構建投資風險的防範與管控的法律機制。財政部財科所陳少強也提出過，在事後風險防範上，應建立起央企與各政府部門聯動的海外投資糾錯機制。
筆者認為，雖然國資委制訂了《中央企業境外國有資産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國有産權管理暫行辦法》，意圖加強境外國有資産監管，但問題是，針對不同性質、行業、歸屬級別的中央企業海外資産監管，假如沒有儘快形成部門間系統性協調機制，並聯合商務部、外管局、外交領事等部門介入，僅靠國資委自身，其監管效果有可能難以讓公眾滿意。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跨出國門、走向世界、從事國際化經營，是涵括中央企業在內的中國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需要，也是走向成熟的標誌，更符合國家利益和戰略需要。在企業“走出去”的國際化道路上，香港、臺灣積累了許多成熟的經驗，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很值得內地央企學習和借鑒。
世界不起眼的角落都有臺灣同胞在經營。臺灣企業在外摸爬滾打，注重“專、精、活”，強調專業性和獨特性，特別是在專精化經營方面，有很多西方國際大廠都需要與他們進行策略聯盟與合作。此外，臺灣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不是“窩裏鬥”，而是組成一個相互分工與協作的業務網。這種協作的集合效應，使風險得以分攤，海外市場資訊、行銷、資金和人力資源等也能在互補和整合中共用，從而既防止了同業惡性競爭，又降低了海外經營成本，國際競爭能力自然就強大了起來。
臺灣企業的“走出去”經驗，值得我們大多數央企借鑒。同時，香港作為全球化最高的地區之一，在資本市場和對外投資與貿易促進方面經驗豐富，運作機制健全，也值得央企加以汲取。
筆者相信，借鑒港臺經驗，有助於“走出去”的央企增強抗禦風險能力，使其在海外市場上站穩腳跟，為拓展我國經濟發展空間做出更大的貢獻！（王振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