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3月15日新消法實施以來，在新消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支援下，消費領域出現職業打假熱潮。從各地法院公佈的數據統計來看，在受理的涉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件中，至少有90%是職業打假人要求消費賠償的案件。而法院審理的消費者買賣合同糾紛案件，較去年同期增長了近10倍。（3月15日《中國經營報》）

　　職業打假人在整個消費者群體中，所佔比例極小，為何超過九成的消費索賠官司卻由他們發起？無疑是厚利使然。自一年前新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後，消費欺詐的賠償標準由原來的“退一賠一”提高到“退一賠三”，對於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還可要求生産者或銷售者進行10倍賠償。打假盈利的空間陡然增大了幾倍，自然大大地調動了這批“啄木鳥”的積極性。

　　可為何普通消費者的積極性卻未同幅高漲呢？恐怕還是打假索賠的成本太高。比如，同樣是百元一瓶的假酒，普通消費者一般買一兩瓶，即使勝訴後按十倍賠償，所得也抵不上一場官司的開銷，其中取證、鑒別、請律師等，還得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而職業打假人對此輕車熟路，辨假識假幾乎成了專家，團隊作戰省時省力。更主要的是，他們知假買假可能一次就消費很大金額，常常幾個官司一起打，類似于“流水線”維權。這樣大大提高了索賠的效率。據《瀋陽晚報》日前報道，瀋陽職業打假人劉陽，就在多年打假中獲賠130余萬元，這簡直讓一般職業者看了眼紅。

　　也正因為職業打假人的獲利動機，他們受到一些論者的非議。加上訴訟中，大部分商家為避免糾紛曝光影響聲譽而選擇庭外和解，以高額賠償息事寧人，職業打假人更是被人貼上“不道德”甚至“敲詐”的標簽。可想一想，如果沒有這些“啄木鳥”飛來，森林裏的害蟲豈不更加猖獗？如前所述，即便在新消法加大力度為消費者撐腰的背景下，普通消費者礙于有限的知識、技能、精力等，其打假維權的積極性並未能充分釋放，若無“啄木鳥”，那法律的懲戒力度又從何體現？

　　可見，在監管體系尚未健全而維權成本又較高的情況下，打假並不能指望發動“全民戰爭”，而需要一支民間的專業隊伍。誠然，他們是衝著索賠而來，知假買假，哪兒有縫就往哪鑽，但我們不能因為啄木鳥吃害蟲是為了飽肚，並且哪有蟲就往哪飛而指責其動機不純。只要職業打假人並未做違法勾當，比如故意將蒼蠅、老鼠屎塞進飲料瓶裏訛詐店家，哪怕他們的打假索賠純粹是為了個人獲利，也屬於我們這個社會大森林裏的“益鳥”。

　　當然，若將整治消費欺詐的希望完全寄託于職業打假人身上，也是不現實的。從主觀上説，他們並不是消費者的忠實代言人，相反假貨越多，其索賠機會越大，或許其骨子裏反倒期盼商家個個搞欺詐；從客觀上説，一些職業打假人抓到把柄後私下與商家“協商”，索賠一筆錢就不再“找麻煩”，類似于收“保護費”，這遠離了打假的公益性與正義性。也就是説，這個群體的社會責任感，不大可能讓人們有太多的奢望。好在職業打假並不是一個門檻很高的壟斷行當，也並沒有什麼特權，一般消費者通過學習與摸索，都能自由“上崗”，這在制度上防止了民間打假者與不法商家結成利益共同體。

　　什麼時候，職業打假人沒有把柄可抓了，集體失業了，才是消費者慶倖之時。這有賴於法律的持續發力，有賴於監管部門的切實作為，有賴於降低消費者維權成本，形成“萬民打假”的社會氛圍，從而從多種渠道提高黑心商家的違法成本。就當下來説，人們仍希望職業打假人多起來，從少到多再到“集體失業”，正是一個法治力度不斷加強的嬗變過程。(袁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