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具有指揮棒作用,不僅指向學習方式,而且指向社會風尚。讓救人考生在高考錄取上受到一定程度的照顧,有利於樹立正確的社會導向

　　5月31日,江西宜春高三考生柳艷兵在客運班車上與持刀歹徒搏鬥的事跡,引來各方點讚。6月8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了一張柳艷兵頭纏紗布躺在病床上的圖片,並且援引教育部的説法稱,待柳艷兵和另一位受傷考生易政勇康復後,將為其組織單獨考試,已有一些高校向柳艷兵伸出橄欖枝,願助其圓大學夢(6月8日《人民日報》)。

　　江西奪刀救人考生登《人民日報》頭版,這一消息在高考期間,引爆了民意。正如《人民日報》圖片説明所説,“不能參加高考,實際上他早已交上了另一份答卷。”這一刻,在為救人考生上頭版且為教育部將組織單獨考試點讚的同時,很多人建言:應該直接錄取,因為捨身救人比什麼知識和能力都強。

　　對這一正能量的點讚,直接體現了輿論的愛憎分明。當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在全社會轟轟烈烈地展開,救人考生的行為是核心價值觀的生動體現。這一壯舉不僅感動了人們,而且也給人們傳遞信心:這個社會永遠都不乏正能量,正是得益於這些正能量的存在,這個社會才始終保持向上向善的趨勢,不至於在“歷史三峽”迷失迷茫。

　　對於道德壯舉和平民英雄給予褒揚,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保證。高考具有指揮棒作用,不僅指向學習方式,而且指向社會風尚。讓救人考生在高考錄取上受到一定程度的照顧,有利於樹立正確的社會導向,激發更多的社會正能量。一次道德激勵勝過十次高度表揚,由此形成的價值示範,將會在青少年心中乃至整個社會落地生根。

　　有人擔心,這容易走向謬賞主義,會在一定程度上衝擊高考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唐代魏徵在著名的《諫太宗十思疏》中曾提出過“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的觀點。謬賞主義對應著過賞和錯賞,而對救人考生的獎勵顯然非如此。在現行的高考制度中,存在著種種加分獎勵。比如説,對於體育特長生就有著明確的獎勵規定。體育能加分,道德憑什麼不能加分?從對社會的貢獻講,從對社會價值的引導示範來説,一個救人考生絲毫不遜色于一個航模考生。

　　對救人考生的獎勵,應在一定範圍和框架下進行。比如説,加分的標準,應該進一步細化。讓救人考生直接上北大清華,可能過了一點。明確加分的上限和底線,更易為大眾接受。還比如説,加分的程式,應該制度化和明朗化。獎勵應該具有普遍性而不是偶然性,不應該為個別人的心情左右,甚至不應該為媒體是否報道、是否廣泛報道而左右。此前社會對於道德加分有過置喙,人們懷疑的不是對道德的激勵,而是擔心道德加分過於主觀隨意,會造成公平減分。制定明確的加分標準,把加分的決策權交給公眾,在門戶網站上徵詢公眾意見,而不是由個別人閉門決策,顯然有利於增進公平。

　　體育能加分,道德當然也能加分,有些體育特長生能夠直接錄取,救人考生為什麼不能直接錄取?當然,加分需慎重,直錄更要謹慎,標準和程式也應該納入制度的籠子。但不管如何,對道德榜樣給予激勵,這是可行的,也符合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毛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