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長期陷於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這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又一次重大思想解放，為進一步持續健康發展經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打下非常堅實的基礎。

　　為什麼我們要把政府和市場關係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發展經濟學的歷史視角，提供了一種非常深刻的解讀。

　　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對於所有發展中經濟體來説，發展都是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二戰之後，不少國家擺脫了殖民半殖民狀態，開始追求現代化，希望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然而，至今只有兩個經濟體完成了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躍進，一個是我國臺灣，一個是韓國；只有13個經濟體完成了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提升，亞洲也只有日本與“四小龍”。全世界發展中經濟體多達180多個，絕大多數長期陷於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何在？最主要的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

　　歷史地看，技術創新、産業升級始終是一國經濟增長、收入提高的基礎。如果發展中經濟體利用好後發優勢，可以加速趕超、實現現代化。但是，由於二戰後的所謂“結構主義”的發展理念氾濫，眾多發展中經濟體高度強調政府在推進重工業發展中的作用，結果經濟績效非常差，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上世紀80年代之後，發展思潮又被新自由主義代替，希望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讓政府完全撒手不管。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增速更慢、危機更多甚至經濟崩潰。

　　前面列舉的幾個成功例子都有共同特點，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既依靠了有效的市場、政府也積極有為。有效的市場必須與有為的政府相結合，這是因為經濟發展必須有競爭力，必須有比較優勢。如何形成比較優勢？企業家對於勞動力、資本、技術的偏好，是自發的，需要有效的價格信號作為前提，只有在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之下才能形成，這也就是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此同時，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上層建築也必須隨之改進；此外，包括外部風險的平衡，不是個別企業家所能完成的，同樣離不開政府部門的頂層設計。

　　有為的政府，對於轉型國家尤為重要。這是由於，轉型國家往往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需要政府來促進就業、關注民生、穩定社會。資金、資源如何避免盲目性，制度如何完善，也需要強有力的政府來協調、支援。所以，從計劃到市場的轉型，並不意味著政府的甩手不管，更不會自然而然形成市場的良性迴圈。改革開放推行的就是一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觀念，比如雙軌制，既讓市場發揮作用，也讓政府改善基礎設施、完善上層建築，這也正是從1978年到2012年，中國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0.5倍的關鍵性因素。

　　往前看，要應對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解決好一些領域的壟斷、尋租甚至腐敗，既要堅持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方面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消除各種扭曲市場的保護、補貼、行政壟斷，另一方面要依靠有形之手，因勢利導，保護産權，維持宏觀環境，解決外部性等改革開放中累積的矛盾。如此，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就一定會延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目標也一定會實現。　（林毅夫/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