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産稅已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草稿”的説法，很快被辟謠，但有關遺産稅的爭議，仍然成為輿論熱點。不能説它是“空穴來風”——早在2004年，就有課題組受國稅總局委託，起草《遺産稅暫行條例（草案）》，2010年又對其進行了修訂，所謂80萬元起徵點的內容，就出自這個草案。今年初發佈的《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也有“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徵遺産稅問題”的提法。

　　這些似乎都説明，遺産稅作為一種政策選項，已在考量之中。如同個稅一樣，遺産稅可能對大多數人産生影響，它該不該徵，如何徵，起徵點將是多少，也就備受注目。

　　支援者認為，開徵遺産稅，對整個社會具有積極意義，既能改變貧富懸殊的現狀，又可以改變人們的財富觀念，激發年輕一代的創業精神。社會財富分配的失衡，讓人們對遺産稅寄予厚望，很容易就以美國的遺産稅為例，來論證其對消彌貧富差距的貢獻——正是有了遺産稅，美國的富人，比如比爾蓋茨，才會捐出大筆財産。

　　不過，遺産稅對“公平”的貢獻，基於這樣的前提：

　　相關部門對個人財産狀況清晰掌握。中國社會的一大現實是，灰色收入大量存在，即個人財産往往處於不透明狀態。別的不説，以官員財産申報為例，其準確率能佔到多大比例？“表哥”“房叔”的一再出現，至少説明，受到“監管”的官員財産，尚且是一筆糊塗賬，遑論其他公民的個人財産？個人住房資訊聯網的遲遲不能實現，也印證了弄清楚個人財産有多難。

　　財産狀況不清，就會使得一大批人（他們往往非富即貴）“成功”逃脫納稅。其結果，會像個稅一樣，讓遺産稅成為“工薪稅”。所謂的“劫富”，也就是一種幻覺。真正的富人，完全可以移民或將財産轉移至沒有遺産稅的國家，如此一來，還有多少公平可言？遺産稅又如何能實現收入的再分配？

　　還有，起徵點定在多少合適？巨大的經濟發展差異，意味著相同的起徵點在不同地區，有著先天的“不公平”性。房産如何計算？兩代人辛辛苦苦買一套房，好不容易還清了貸款，房價也上漲了，超過了遺産稅的起徵點，要繳稅了，算不算“劫貧”？

　　或許這些都是外行意見，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眾的疑慮，另有一些事實也需要提及：

　　各國政府開徵遺産稅，多出於財稅上的考慮。比如，澳大利亞與美國皆在一戰時開徵遺産稅，以補益戰時開銷。

　　開徵遺産稅或遺産稅稅率較高的國家和地區，與不開徵或稅率較低的國家和地區相比，總是處於不利地位，其實施的效果並不理想。

　　自1978年澳大利亞成為首個取消遺産稅的發達國家後，在稅務競爭的壓力之下，多個國家和地區紛紛步其後塵。30年來，有20多個國家與地區取消了遺産稅。

　　香港地區于2006年取消遺産稅後，雖然政府的稅收略有減小，但境外投資的流入，增加了香港經濟的活力，也為港人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

　　有關稅收的願景（比如“劫富濟貧”）和稅收的最終結果（比如工薪階層承擔主要稅負）時常矛盾。遺産稅的微妙在於，它既迎合了人們對減少貧富差距的“公平”想像，又滿足了政府增加稅收的需求——這是開徵遺産稅的一個不便“宣揚”的重要理由。

　　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曾經説：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有一個經驗，就是不要輕易去提加稅的建議。因為這個建議很容易被政府採納，政府最容易聽的意見就是加稅的意見。只加不減怎麼調整國民收入分配？講了很多年國民收入分配當中居民比例低，但是加稅很容易變成政策，減稅非常困難。政府出臺加稅政策的同時，告訴你在其他領域怎麼減稅，這才可以使得總體稅負在國民所得中居於恰當位置。

　　遺産稅的主要功用不該是增加政府稅收，真想讓它達到“公平”預期，就必須審慎考慮社會現實及他國經驗。匆忙出臺，只會增加新的不公。(馮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