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社會熱點之一是徵收遺産稅。先是有消息説，國務院參事、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講座中透露：“徵收遺産稅被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草稿。”但劉桓本人又作辟謠聲明。其實，劉桓講沒講這件事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開始關注和討論這件事。

　　人們討論遺産稅已經很熱烈，或許今後會更熱烈。有專家高調批評：“遺産稅是對私人産權的粗暴侵犯，不存在什麼時機成不成熟的問題，永遠都不應該開徵。私人的東西，不管多少，當然有權留給子女，不然還叫什麼私人財産？一個文明的政府理應對此加以保護，而不是主動加以破壞。”單個人反對未必值得關注，很多尚未弄明白遺産稅本質的普通人也加入到反對和批評行列中，則需要關注和深入分析。

　　依照筆者的觀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最該徵收的稅種應該是遺産稅，因為這是“劫富濟貧”的稅種，是解決貧富懸殊和社會分配不公的利益再分配方式。

　　當然，徵收遺産稅的意義和價值還不僅僅是利益再分配，而是一個影響甚至改變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舉措，是提升國人人文品質的重要制度安排，搞得好還會對治理貪腐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中國人有一個傳統正在逆轉為或者説蛻化為弱點、缺點，就是財富積累理念——無限的慾望與傳之後代而不願讓社會分享。無限的財富慾望産生於資源匱乏的年代，人們的物質生活無法得到滿足，政府又無力救濟，所以必須節儉，所謂“手中有糧，心裏不慌”。由於這種節儉文化的熏陶，包括一些鄉間財主在內大多克勤克儉，錙銖必較，點滴積累以增厚家業。傳之後代則源於中國人的血緣家庭觀念，追求家族興旺，代代傳承。正是這種民族文化傳統，保證了艱苦生活條件下的社會穩定，同時提供經濟發展的原始積累。但在中國進入市場經濟階段，逐漸意識到，“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價值觀，不利於經濟繁榮，所以適度消費觀發展開來。即使這樣，中國人的財富觀念仍然與世界相去甚遠。

　　西方國家官員貪腐較我們少得多，有制度的原因，即健全的制度使掌握公權力者不敢貪也貪不到，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想貪。而之所以不想貪，具體點講緣于財富觀。筆者到澳大利亞訪問，有一位移民並在雪梨開公司的北京人説，給1.5倍的加班費，會有很多中國人來做，但給3倍工資白人也不願來加班，他們説“要那麼多錢幹什麼”？至於為後代聚斂財富，更不存在。諸如此類決定了其行為方式與我們差異很大。

　　未必不是財富觀念，使我們異化了人生的意義。比如，貪官們把妻子孩子送到國外，自己當“裸官”，且不説因貪腐而來的擔驚受怕，就是從享受天倫之樂的角度，這種生活方式也已經失去了人生意義。

　　開徵遺産稅，除了實現利益再分配，消除不公平，很重要的是改變中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試想，當積累的財富最終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傳給孩子，人們還那麼貪慾無度嗎？當貪來的錢財實際上只是“代管”，還會冒著風險去貪腐嗎？當財富只是人生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定情況下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要獲得更強烈的幸福感需要從社會擔當中尋求，那麼中國的道德拐點還會遲遲不到來嗎？

　　當然，要最大限度提升徵收遺産稅的積極作用，同時把消極作用降到最低，有幾個方面的工作要跟上，甚至説不可或缺：

　　第一，政府要把徵來的稅真正用在民生上。為什麼人們在尚未弄清遺産稅的情況下第一反應是反對呢，或者説“稅收恐懼”呢？主要還是稅收上來後用在哪和如何使用的問題。如果稅收最終都用在民眾身上，且可見可感，就不怕徵稅，甚至不怕重稅；如果是用來維持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費，再低的稅賦民眾都不會滿意。

　　第二，富人要提升自己的社會擔當意識。徵收遺産稅，是從富人兜裏掏錢，富人要麼增強社會擔當精神，以獲得價值感和更高境界的幸福感；要麼繼續沉溺于無限的財富慾望中，選擇避稅或逃稅。也就是説，富人是否提升自己的人文修養和精神境界很關鍵。這方面，西方國家一些富人的做法很值得我們思考和學習。比如美國不少富豪主動要求政府提高向他們的徵稅；蓋茨、巴菲特等近乎裸捐，較少給自己的孩子留下鉅額財富。隨著中國人價值觀念的改變，特別是富人們逐步認識到活著的意義並不是攫取無限的財富，而是更好地運用財富，中國也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富豪主動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

　　第三，以有效措施防範富豪向國外轉移財産。據説，美國也有上千名富豪為了避稅移民國外，這意味著在承擔社會責任上，永遠都不會那麼一致。可以肯定，開徵遺産稅後一定有大量富豪為避稅和逃稅移居海外，這是需要防範的。(國防大學教授 公方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