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原廣州市公安局人事處處長陳偉才辭職擔任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之後，昨日媒體報道，廣州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南沙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孫雷此前也已辭職從商，出任浙江傳化集團下屬的杭州傳化科技城有限公司總裁。

　　在萬人爭考公務員的當下，這兩位已是處級和副廳級的官員“下海”無疑會被視為一種“逆動”。既是“逆動”，就難免招來前因後果的考究。

　　41歲的陳偉才曾是廣東公安系統唯一的全國人大代表，也曾被譽為廣州公安系統冉冉升起的“新星”；而47歲的孫雷是産業經濟學博士，同事對他的評價是業務能力很強，是個“拼命三郎”。

　　從簡歷中可見，他們兩個都是年富力強有本事的幹部。在按部就班的機關，年富力強有本事未必是升職的優勢，在某些時候反成弱勢，因為有才可恃者，往往“特立獨行”，在升遷上就少了重要的印象分。同時，不貪不佔的正直官員還要面臨純工資收入的考驗。對薪酬偏低的公務人員來説，這是一種嚴峻的考驗。因而當人才流動成為可能時，那些“胸懷大志”者是奔流在改道河床最前頭的激流，是最難做到“從一而終”的族群。

　　相對而言，民營企業就渴望吸納和重用能為他們創造業績的人才。他們招納人才不拘一格，甚至把尋找人才的眼睛，望向門禁森嚴的機關內部。

　　官員人才還不僅僅是人才，能挖到他們，還有可能得到巨大的附加值。他們擁有廣泛的權力人脈，而在中國，“關係就是生産力”一説儘管不招人喜歡，但它卻是一句從現實中析出的“真理”。一些離退休官員被企業競相聘用，就是由於他們有權力人脈的“剩餘價值”，哪怕屁股已經離開權力的寶座，但余溫依然可期。

　　正因為官員的權力人脈效應可能導致權力挪用，影響企業的公平競爭，世界上多數國家都設制規限公職人員與私企之間的高管流動。所謂官場“旋轉門”，指的就是個人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雙向轉換角色、交叉穿梭為利益集團牟利。它不但指官員“下海”，還指由産業或民間部門進入政府部門。第一種“旋轉”是官員攜帶權力“利是”而去；第二種“旋轉”主要是指商業利益集團高管打入政府內部並擔任要職，伺機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施加影響謀取利益。

　　自從2004年以來，我國就對幹部“下海”出臺了多種條規，規定幹部離職後3年內，不得到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範圍內的企業、經營性事業單位和社會仲介組織任職，不得從事或者代理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經商、辦企業活動。必要時，還要求對“下海”官員做離職審計。

　　但中國尚未全面建立官員財産申報、財産公開和經濟審計等配套制度，對官員的監督也不夠嚴密，因而對“下海”官員的規制有時顯得力不從心，公眾對他們會不會私攜權力“轉場”或者易地洗錢，更是感到焦慮不安。

　　這種焦慮是通過新聞來表現的——如果我們的制度能嚴密管控官員的用權， 那麼只有著名官員的“轉場”才具有新聞價值，而一般官員的“轉場”，自有制度的眼睛注視，公眾不必過於操心。因此，一般官員“下海”何時不再成為新聞，就證明我們對權力的管束機制，已經到了能令人放心的程度。（何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