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瑞安市塘下鎮陳姓夫婦，因非法生育第二胎，被瑞安市計生局罰了130萬元，創下了溫州徵收社會撫養費之最。罰款數額讓夫妻倆傻眼了，但陳某夫婦還是主動繳納了這筆鉅款。瑞安計生部門解釋，當地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現象較為嚴重，所以在處罰標準上都往高的靠。（據5月30日光明網）
這些年來，少數執法部門熱衷於“以罰代管”，比如，有的交管部門在治理超載超限車輛時，不能嚴格地按規定進行卸載，而是只要超載超限車輛繳納罰款，執法部門便為其大開“綠燈”，這不僅使得超限超載車輛大量存在，也成為了引發惡性交通事故的“馬路殺手”。正是由於罰款很可能會流入少數執法者的腰包當中，所以，有的執法部門才對“以罰代管”情有獨鍾。
當然，“以罰代管”問題的大行其道，不僅敗壞了執法部門的形象，也無法真正有效解決現實問題。就拿計劃生育政策來説，正是由於有些管理部門盲目追逐“罰款”，從而使得近年來少數地區超生問題仍十分嚴重，有些家庭相對富裕的家庭，只要向計生部門交錢，便可以生育三四胎，如此現實問題，不僅褻瀆了國家的計生政策，也暴露出相關管理部門的不作為乃至亂作為。
不可否認，罰款也屬於一種執法手段，但對於執法部門來説，在執法過程中，切不可將罰款作為目的，否則的話，不僅無法有效解決問題，也容易引發執法部門的腐敗問題。長期以來，對於執法部門罰款的管理，大都存在著疏漏，從而導致不少罰款流入少數執法者或是官員的口袋當中，既敗壞了執法部門的形象，也不利於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這其中，以“社會撫養費”名義收取的大量計生罰款，究竟是如何加強管理的，這無疑值得計生部門認真反思。就在不久前，學者楊支柱根據9省市超生罰款的平均數，認為31個省市每年徵收和超生罰款可高達279億元，並聲稱這筆罰款分配混亂，部分罰款去向成謎。如今，面對計生罰款造就的“天價罰單”，作為各級計生部門來説，恐怕需要好好反思。（陳國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