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表明，國家級開發區正在實現由政策優勢向綜合投資環境優勢轉變。

　　“我們已經從招商引資發展到招商選資、招商擇資。”福建福清融僑國家級開發區管委會主任魏唐茂告訴記者，開發區發展模式的轉變已經直接體現在産業鏈招商方面。

　　而這種轉變的壓力源於兩稅合一、加工貿易政策調整、動力成本上升、資源和能源緊缺、環保標準提高以及更為嚴格的建設用地管理政策等。

　　“投資回報率在降低，産業競爭力的強弱對吸引投資越來越重要。”融僑開發區有關人士表示，在全國投資政策趨同的發展態勢中，開發區未來的決定性因素就是“大項目－産業鏈－産業集群－産業基地”的方向，工業導向功能持續弱化，服務産業集群成為主流。

　　新形勢下的新思路

　　“配套的企業會越來越多。”冠捷電子資深副總裁林允武向記者表示，“吸引投資的趨勢就是産業的上下游整合，提高本土競爭力。”

　　臺資企業冠捷電子于1990年12月落戶融僑開發區，至今其周圍已經集聚了57家配套企業，在這裡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電腦螢幕生産基地。

　　融僑開發區提供的資料顯示，今年前3季度新批企業21家，總投資6988.27萬美元，但合同利用外資僅2027.52萬美元。而增資的16個項目中，合同利用外資佔到近80%。

　　“開發區之前的投資以外資為主，現在是內外資並舉，甚至內資不亞於外資。”魏唐茂稱。

　　而外商投資減緩的原因在於加工貿易政策的調整。“有些企業已經準備遷移。”廈門臺商協會會長曾欽照表示。

　　據曾欽照透露，原先在廈門投資的多家臺資企業正在往越南、印度等地轉移，“有幾家已經開始在越南試産”。但這些出走的企業大都集中在高污染、高耗能和資源性的“兩高一資”行業，以及出口退稅大幅減少的産業。

　　“現在陸續還有一些企業到越南、印度考察。”曾欽照説。

　　但曾的電子企業卻選擇在國內調整，“我在蘇州的工廠已經在建廠房，規模是廈門的一半，主要看中那邊的配套能力更強。”曾欽照稱，“一部分企業出去，另一部分就會蜂擁而入，有利於産業的上下游集聚與優化升級。”

　　事實上，隨著國家級開發區現行的部分稅收優惠政策被産業優惠政策所取代，以往綜合式、産業大雜燴的發展思路，已經發生逆轉，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注重提高品質和效益的發展模式，尤其是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結合將更加緊密。

　　針對開發區面臨的調整關口，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副秘書長蒲少偉認為，必須積極運用政策調整帶來的影響，乘勢而上推進企業轉型和産品升級，從實際情況出發儘快啟動梯度轉移。

　　而産業發展及其産業鏈定位模糊的開發區，將在新的挑戰中逐步喪失競爭力。

　　建議制定開發區法

　　“開發區對資本的吸引力正在從政策性吸引轉向綜合産業發展環境的吸引，但開發區自身發展遇到的管理體制變化，卻無法在法律上得到突破。”融僑開發區一位官員表示。

　　融僑開發區管委會全部工作人員為30人，5個內設機構向上對應商務部、省和福州市有關機構，日常業務對口銜接福清市直各單位，還要協調所在鎮街，服務200多家在産企業。

　　“國家級開發區和所在地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行政交叉管理現象十分常見。”上述官員稱。

　　但作為一個試驗性區域，開發區並不具有一級政府的權力。即使一樣是國家級開發區，但上海、北京等直轄市與省會城市和縣級市的國家級開發區，其級別差距較大，審批許可權也不同。

　　而現在，很多地方都在考慮國家級開發區與周邊經濟區域的功能銜接，把國家級開發區的發展與母城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並且事實上開發區最終會成為多功能綜合配套的新城區，但開發區土地卻不能用來開發房地産，這不利於多種配套的建立。

　　“雖然商務部、科技部及國務院法制辦正在加緊制定《國家級開發區管理條例》，但從草擬稿來看，我們認為還是無法解決國家級開發區存在的法律定位模糊和法律授權不足的問題，我們建議制定國家統一的《開發區法》，並且已經將調研報告上報國家有關部門。”中國開發區協會人士透露。

　　據他透露，要求制定《開發區法》的調研報告，是由長春開發區牽頭的課題組經過調研後上報的，其主題就是要求明確和保障新時期開發區的法律主體地位，在宏觀層面上規劃開發區在新時期的目標定位，包括區域功能定位、産業結構定位和管理模式定位等，為開發區的持續、穩定和健康發展提供法律保障。

　　立法顯然還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而變革已經降臨所有的開發區。

　　對於開發區面臨的日益加劇的挑戰，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司長陳文玲認為，開發區要想保持其特殊競爭力，形成資本、技術、人才、産業的密集區域，就必須正確處理6個方面的關係：合理利用外資與自主創新的關係；製造業發展和服務業發展的關係；開發區發展擴大和土地利用的關係；産業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關係；服從政策和體系創新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