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銀行業上半年不良貸款“雙升”引起業界強烈關注。《第一財經日報》獲悉，浙江銀監局局長韓沂在最近一次講話中表示，今年下半年，浙江省銀行業信用風險的防控壓力有增無減，首先需要防控企業資金鏈、擔保鏈風險的進一步擴散。
同時，針對浙江不良率的快速上升，韓沂質疑並要求銀行反思過度授信、風險管控能力不足和追求短期利益而盲目擴張等問題。
在今年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的大環境下，銀行業不良貸款是否會大面積抬頭，也是業界的隱憂之一。
而本報獲得的數據顯示，上半年銀行業不良率的變化呈現出較大的地區性差異。與浙江相反，廣東省四大行的不良貸款餘額和不良率比年初呈現“雙降”趨勢。
不良貸款上升引起浙監管層關注
浙江不良貸款的快速和持續上升，引發了社會和監管層的關注。
本報從可靠渠道獲悉，8月1日，浙江銀監局印發了韓沂在2012年第二次浙江銀行業監管情況通報會上講話的通知，通知下發到浙江省內各金融機構。
“目前浙江省出現的債務危機是經濟金融、體制機制等諸多矛盾的集中反映，經歷了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浙江的優勢已經充分體現，而現在到了暴露問題的時候。”
韓沂表示，浙江經濟結構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如：産業層次比較低，産業轉型升級緩慢；以“輕小集加”、民營經濟為主，核心競爭力不強；製造業固定資産投資相對較少，産業空心化和虛擬化的趨勢加劇。在2009年後的信貸大擴張中，浙江資金主要投向抗風險能力比較差的民營企業和個人，當經濟下行時，各種風險非常容易暴露出來。“我們的基本判斷是，目前的不良上升是宏觀經濟下行、銀行過度授信和企業經營困難的集中體現，與浙江省企業的基本面是一致的。” 韓沂説。
韓沂表示，當前浙江信貸投放的原則應是，以優質和合理的增量換取存量貸款的安全和穩定。“把目前的困難和問題放在一個更長一點的時間段來看，這麼提，應是比較穩妥的。”
浙江銀監局7月30日發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浙江省不良貸款“雙升”。截至2012年6月末，全省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不良貸款餘額759億元，比年初增加267.7億元；不良貸款率1.34%，比年初上升0.42個百分點。
在7月中旬，溫州銀監分局也公佈了今年上半年的不良貸款數據。截至6月末，溫州市銀行業本外幣不良貸款餘額181.4億元，比年初增加94.47億元；不良貸款率2.69%，比年初上升1.33個百分點。而2011年6月，溫州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為0.37%，今年2月末，溫州不良貸款率為1.74%，3月末為1.99%，4月末為2.27%，5月末為2.43%，6月末為2.69%，不良貸款率已連續12個月上升。
浙銀監局要求反思四大問題
在這次講話中，韓沂批評，浙江從去年下半年出現的企業主“跑路”到現在的企業資金鏈風險問題，“客觀上銀行也有責任，不少銀行市場定位和信貸機制存在偏差，多頭貸款、盲目授信、三查不嚴等，涉及到銀行的體制機制問題。”
韓沂詳述了四個方面的問題值得銀行認真總結和反思。
一是過度授信問題。他表示，歷年來，浙江都是全國銀行業信貸投放和利潤來源的重點區域，在追求規模擴張和高回報的驅動下，銀行信貸投放已遠遠超出實體經濟的真實融資需求。從宏觀上體現為信貸增長與浙江省GDP增速的不匹配，從微觀上反映為企業負債率的高企。在企業偏離主業、盲目投資，甚至脫離實體經濟，借助信貸杠桿參與炒房和民間借貸的過程中，銀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是銀行風險管理能力不足。浙江中小企業貸款的互保、聯保現象普遍，根本原因是在現有銀行體制和眾多銀行同質化競爭環境下，銀行風險管控能力不足，只能將抵質押擔保作為控制風險的主要手段。但事實證明，在經濟下行期，企業之間的互保非但不能化解和緩釋風險，反而進一步傳遞和放大了風險。
據其披露的數據，在6月末浙江省內全部企業和個人經營性貸款餘額中，單純以保證方式發放的貸款佔比達38.3%，另有以抵質押和保證組合形式發放的貸款尚無法統計。
三是銀行風險應對和處置方式值得反思。韓沂認為，在出現問題後，部分銀行草木皆兵，對生産經營和現金流正常的企業也開始採取抽貸和壓貸行為，也有部分銀行因為不良率上升太快，被上收了貸款審批許可權，無法對企業進行正常的續貸，進一步加劇了企業的資金鏈緊張程度；此外，在存在多頭授信的企業中，一家銀行的抽貸往往造成其他銀行的風險上升，如轄內某國有銀行今年新發生的不良貸款中，因其他行收縮授信而直接引發的不良貸款率達到了1/6。
第四，韓沂認為，在整體形勢不利條件下，儘管銀行整體面臨困難，不同銀行的表現差異很大。部分機構依然表現相對穩健，而一些資産品質惡化程度和速度明顯超過同業的銀行，應當反思自身業務發展模式和內控機制是否出了問題。
“無論經濟形勢和政策環境如何變化，真正的好銀行必然是以長遠發展為目標、持續穩健經營的銀行，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在經濟繁榮期盲目擴張的銀行。”
有受訪的銀行業人士對本報表示，從全國範圍上説，這四個問題均帶有一定普遍性。在經濟增速放緩情況下，如何協調短期和長期利益，做好風控，值得銀行業深思。
對於下半年浙江銀行業的風險問題，韓沂認為，防控的壓力有增無減，應首先防止企業資金鏈、擔保鏈風險的進一步擴散。此外，由於下半年風險仍有可能持續暴露，尤其要關注造船、光伏、“三材”貿易等行業的資金鏈安全。
廣東四大行不良雙降
與浙江不良貸款的尷尬局面相反的是，廣東地區的不良貸款得到了較好的管控。
本報從可靠渠道獲得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末，廣東省工農中建四大行合計不良貸款餘額為203.8億元，比年初減少7.6億元；不良率0.97%，比年初下降0.11個百分點。其中，工行、中行、建行、農行的不良貸款餘額分別為69.2億元、42.9億元、36.1億元和55.5億元，分別比年初減少4.2億元、0.4億元、2.2億元和0.9億元；不良率分別為1.02%、0.83%、0.81%和1.23%，分別比年初減少0.15、0.05、0.13和0.1個百分點。
而另據知情人士對本報表示，截至今年5月末，溫州的工農中建四大行不良率分別為1.99%、1.40%、2.67%、2.74%，相比4月末，除建行下降了0.04個百分點之外，其他三家大行都延續上漲趨勢。某些股份制銀行5月末的不良率甚至已達7%以上。
儘管對比月份相差一個月，但廣東與浙江四大行不良率仍顯示出較大差距。
多位受訪人士表示，因不良貸款率=不良貸款餘額/貸款餘額，分析不良率需要考慮貸款餘額是否有縮減以及新增信貸增長緩慢。若新增信貸增長緩慢，致使分母變小，將導致不良率上升。此外，由於今年企業貸款需求減弱，中大型企業通過直接融資減少對銀行依賴的情況也越來越多，或縮小貸款餘額數據，導致不良率數字的上升。“比如，今年廣東上半年的貸款增幅就比較緩慢。”根據央行廣州分行披露的數據，截至6月末，廣東中外資銀行業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餘額63447億元，增長13.8%，比去年同期低0.2個百分點。
兩地銀企風格之別
雖然理論上如是，但廣東多位受訪銀行人士一致認為，浙江和廣東的不良率差異主要與兩地區企業主經營風格以及銀行業風險控制風格不同有關。他們並預計，今年全年，廣東地區銀行業不良率不會較大幅度上升。
一家城商行總行公司業務部負責人對本報表示，根據其前幾年在廣東省某國有大行公司業務部工作的經驗來看，廣東和江浙一帶銀行業的風控風格迥異。“從江浙一帶信貸文化上看，上司比較信任下屬客戶經理對客戶資質的判斷能力，而廣東地區則恰好相反，業務部門管理層更注重挑項目的毛病。這造成了廣東審貸風格偏保守和謹慎。其實，近幾年廣東和浙江的經濟增速和模式差不多，但依據前幾年我在國有大行工作的經驗，明顯感覺廣東的信貸增速比不上浙江。”
廣東一位農商行總行信審人士則對本報表示，廣東銀行業不良率不高與廣東企業主經營相對保守和穩健有關。在貸款用途上，廣東企業主顯得更為踏實，貸款資金挪為他用的習慣不如江浙一帶盛行，因此金融杠桿率較小，風險擴散面相對較小。
韓沂在上述講話中表示，浙江企業把大量資金用於非生産領域，導致的風險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去年三四季度，以溫州為代表的局部地區企業“跑路”、倒閉，這些企業涉及炒房、炒礦和民間高利貸，並且高利負債。第二個階段是今年上半年，企業風險事件向杭州、嘉興、湖州等地區擴散，出現風險的企業“五個症候群”問題比較突出，即公司治理不完善、關聯企業多並且複雜、偏離主業、現金流波動大、負債比較高。第三個階段是今年五六月份以來，企業資金鏈、擔保鏈的問題成為主要風險點。
韓沂並從另外一個方面闡述了區域性差異的原因。他認為，在2009年後的信貸大擴張中，浙江資金主要投向抗風險能力比較差的民營企業和個人，當經濟下行時，各種風險非常容易暴露出來。而中西部地區近三年來貸款主要投向政府融資平臺和國有企業，相對而言，風險短期內不容易在賬面上顯現。
一位股份制銀行公司業務部副總經理也對本報表示，從全國範圍來看，不良貸款的地區性和行業性差異很明顯。“從地區來看，浙江和江蘇的風險相對集中，東北和中西部地區稍好一些。從行業來看，出口加工、出口貿易、低端加工企業今年受到的影響大，信貸風險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