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務和新挑戰

　　履新IFC執行副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蔡金勇會給這個歐美文化濃厚的國際金融組織帶來怎樣的變化？

　　用前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的話説，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大部分是由發達國家學者提出的，“如果把在發達國家形成的理論簡單應用到發展中國家，就可能出現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標非常好，用意非常良善，産生的效果卻不如預期，甚至好心辦了壞事”。

　　幫助IFC和世界銀行更多認識中國和新興市場無疑成了蔡金勇的新任務。李耀認為，蔡金勇的當選能讓世界銀行用一種新的眼光看待發展中國家，看待他們的援助策略。同時，蔡金勇的專業水準和對發展中國家的了解，將會為世界銀行提供更多的議題和思路，並可為發展中國家增加資金來源。來自於新興市場國家，蔡金勇會讓世界金融機構更加正義和公平的發展。

　　IMF副總裁朱民的經歷也印證了這一點。目前，朱民在IMF分管70個新興市場國家，其中包括低收入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制定。之前，IMF這方面的工作投入精力較少，朱民的上任改變了原先的狀況。“以我的經歷和背景，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和痛苦也理解多一點吧。”朱民説。

　　不過，上述前IFC中國項目經理擔心蔡金勇是否能適應IFC的文化。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銀行和IFC的勢力還較為單薄，雖然IFC是家投行，但是其作風更像個政府機構，辦事速度很慢。從摩根士丹利、高盛這樣競爭激烈的投行中成長起來的蔡金勇要適應半官僚的IFC需要一段時間。這位項目經理在30多歲進入IFC，也正由於IFC的效率和節奏問題，最終辭職離開。

　　此外，世界銀行集團內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才較少，“世界公民”和“中國公民”的雙重身份也將考驗蔡金勇。而朱民對此的體會則是“只有立足高遠，才是解決之道”。

　　國際金融舞臺颳起中國風

　　自上一輪危機以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一直希望自己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擁有更大話語權。今年7月1日上任的世行行長金墉也在多次接受媒體訪問時呼籲世行需要適應變化的世界形勢。

　　蔡金勇是金墉上任後第一位任命的官員。在世行集團內，同樣來自中國的經濟學家林毅夫于6月1日卸任。有消息稱，目前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的華人經濟學家魏尚進在林毅夫接班人的名單中。

　　踏上國際金融舞臺並不容易。IMF副總裁朱民就感受頗深：“IMF工作面非常廣，每天要處理變化非常大的全球市場、全球各經濟體的情況，特別複雜。且工作高度技術化、高度政治化，高度外交化，所以對我個人是個很大的挑戰。”時至今日，他仍將IMF的工作稱為“學習的過程”。

　　而林毅夫過去4年在世界銀行的時間裏，他沒有休過一天假，走訪了世行188個成員國中的60個。

　　1995年擔任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的中國人章晟曼在他的《先站住，再站高》書中寫到，“坐到副行長的椅子上之後，立刻感覺到了周圍狐疑的眼光。”而“十年世行生涯，我始終認為，自己真正的貢獻，不過是給中國人，或東亞人，開了一個‘堪稱其職’的先例。”

　　如今，世界需要中國，中國渴望世界。在這場金融危機後尤為明顯。正在到來的國際金融體系與治理機制改革，賦予了中國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空間。

　　不過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郭田勇認為，對比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目前在國際組織中的發言權還遠遠不夠。

　　IMF的份額改革遲遲未能順利推進，在世界銀行中，來自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聲音依然微弱。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期，美國和歐洲仍將是IMF的主導者，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對於國際金融秩序的“矯正”才剛剛開始。

　　李耀認為，當國際金融機構治理改革的時間窗口來臨時，中國要儲備更多引導國際金融話語權並有相應國際聲望的專業人士，這將是一段時期內中國佈局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瓶頸。

　　“在拓展國際空間的同時，中國必須得練好內功，發展好國內經濟，畢竟國際舞臺上最終還是用實力説話。”郭田勇建議。

　　又一位中國人將在國際金融機構擔任要職。8月11日，世界銀行集團宣佈，其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IFC）任命中國籍的蔡金勇為執行副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這是國際金融公司自1956年成立以來首次聘任中國人擔任CEO。

　　IFC現任執行副總裁兼CEO拉斯斯耐爾是瑞典人，任職已六年。10月1日起，蔡金勇將接替其管理IFC日常業務。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IMF副總裁朱民、IFC執行副總裁蔡金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集團逐漸改變舊有規則的過程中，中國面孔和中國聲音越來越多，國際社會對“中國智慧”更加認同。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蘇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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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金融組織中的中國面孔

　　蔡金勇成為IFC執行副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不過是中國人在國際金融機構任職的又一例。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和在全球供應鏈中影響力的提升，中國在各類國際金融機構中頻頻被任命為高管，中國面孔開始在國際經濟組織中頻頻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