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指出，經歷了金融危機之後，各經濟體通過“抱團”謀求經濟安全與發展的需求增強，既是短期必然，也是長期趨勢。經濟聯合本身無論是在倡議階段還是衝刺階段，存在其中的諸多潛在負面影響，都應引起各經濟體的高度重視。
主旋律：經濟安全與發展
10月10日，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在於北京舉行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上，正式倡議按照歐盟的模式建立“東亞共同體”。按照日方的設想，“東亞共同體”的成員有中國、日本、韓國、東盟、印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但並不包括日本“之前稍有些過於依附”的美國。
此前的10月3日，愛爾蘭選民則一改去年6月的“不合作”態度，以67.1%的公投支援率通過了歐盟新憲法條約——《裏斯本條約》；一週後，波蘭總統也簽署了該條約。儘管目前僅余的捷克仍在試圖與歐盟討價還價，但歐洲一體化的最大障礙已然得到清除。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卜若柏指出，無論建立“東亞共同體”還是推進歐洲一體化都同時包含了經濟和地區安全，推進歐洲一體化的舉措甚至還可能使歐盟以“一個形象”出現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實際上，經濟因素才是兩個事件得到推動的根本動力，保證自身經濟安全與發展已經成為各經濟體加速實施區域聯合時的主要訴求。
鳩山由紀夫的表態證實了上述判斷，他在提出建立“東亞共同體”的建議時特別強調，實現該目標的關鍵在於首先從強化中日韓經濟合作開始。西方媒體指出，全球金融危機是導致愛爾蘭人態度大轉彎的重要外力，根據該國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的數據，危機的發生將使得愛爾蘭經濟在2008年至2010年間萎縮11.6%。
區域聯合：多元化提速
經濟安全與發展的訴求還使得已通過《裏斯本條約》的冰島、瑞典、丹麥等歐盟國家，甚至歐盟外一貫對歐元抱遲疑態度的英國，都出現了加入歐元區的呼聲。
目前，各種不同形式的聯合在後危機時代的全球其他區域也廣泛存在著：此前就致力於與東亞地區發展更緊密經貿關係的俄羅斯，在金融危機爆發一年後明顯加快了與中國和東盟“深化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等領域的互利合作”的步伐；而作為南美地區最大經貿一體化組織南方共同市場主要領導的巴西，也在去年秋天以來，與阿根廷和烏拉圭等鄰國先後簽訂了雙邊貿易本幣結算協議。
卜若柏強調，全球金融危機無疑是全球區域經濟聯合加速的推手。危機中受重創的東歐各國現在正迫切希望能更快獲得歐元區的庇護，以避免類似遭遇的再度降臨；經濟發達的日本也主動與中國密切關係，而這正是由於中國經濟在危機下的優異表現，幫助了該國較快地走出了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0月初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日本2010年經濟增長預期達到了1.7%，遠超歐洲的0.3%和英國的0.9%，甚至高於美國的1.5%。但IMF同時指出，考慮到各區域的經濟聯合在金融危機之前已然存在，這一趨勢實際上反映了各經濟體的長期需求。
“搭便車”暗流涌動
儘管各經濟體通過“抱團”獲得經濟安全與發展的需求增強是短期客觀需要同時也是大勢所趨，但按照不同方式出現的經濟聯合本身所存在的諸多潛在負面影響，仍應引起各經濟體的高度重視。
首先，在實力較弱個體向較強個體靠攏經濟聯合中，前者對後者的依賴性將更大，對自身經濟風險進行控制的能力也就會相應降低，這一點在東歐國家尋求加入歐元區的案例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東歐國家加入歐元區是看中了該區域性貨幣對於其經濟的庇護作用，但造成其在危機中受創嚴重的西歐國家撤資行為，則發生在整個邏輯鏈條更靠近上游的環節，這意味著，東歐國家預防危機的能力可能會不升反降，遇到困難則更多時候只有指望西歐國家的援手。
其次，實力相似經濟體加強聯合，也將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各經濟體，尤其是目前主要依靠出口獲得增長的新興經濟體開發國內市場的動力。而在發達經濟體消費能力大打折扣的背景下，新興經濟體無法充分擔負消費重任，將拖累自身及全球經濟的良性調整過程，並導致長期的整體低增長狀態。（記者 高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