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農奴》導演李俊在西藏布達拉宮。
2009年是西藏實行民主改革50週年，關於西藏的歷史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對於年齡稍大一點的人來説，很容易想起上世紀60年代拍攝的一部名叫《農奴》的電影。《農奴》是新中國第一次在西藏拍攝的故事片，也是第一部完全由藏族演員出演的電影。這部影片真實再現了舊西藏農奴制下農奴的悲慘生活，在中國電影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 ——編者
黃宗江聯手李俊打造《農奴》
《農奴》電影劇本的作者是黃宗江。黃宗江在中國同時代的文化人當中是一位雜家，他上過燕京大學，癡迷演劇，當過水兵，寫過劇本、散文，還做過文化使者。黃宗江兄妹四人，都是文化界名人，因而自己戲稱為：“賣藝黃家。”黃宗江是老大，他的弟妹是黃宗洛、黃宗漢和黃宗英。黃宗英是趙丹的夫人，演過《幸福狂想曲》。黃宗洛就是《茶館》裏的那個“松二爺”。黃宗漢呢，解放前十幾歲就當過宣武區宣傳部副部長，後來成為文化實業家。
在擔任八一電影製片廠編劇之前，黃宗江就因創作《柳堡的故事》、《海魂》而揚名影壇。1959年，平息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的武裝叛亂後，黃宗江便開始醞釀《農奴》劇本。他先後四次去西藏體驗生活，最長時間達半年，採訪了許多翻身農奴。
黃宗江在西藏感觸很多，總有一種創作衝動促使他想寫點什麼，但是一直沒有找到突破口。有一天，黃宗江在西藏看一個叫《強巴的生活》的活報劇，它由當地藏族群眾自己演出。戲雖然有點粗糙，卻非常樸素感人。臺上在演戲，臺下許多觀眾都哭了。黃宗江從這個戲裏得到啟發，也汲取了力量，他決心把已經醞釀了許久的劇本寫出來。
回到北京後，黃宗江開始構思劇本，但苦於找不到令人震撼的細節。有一天，他突然看到報紙上有條消息：一個農奴被農奴主砍傷了，解放軍立刻用飛機送他到北京搶救。黃宗江被深深地感動了，直覺告訴他這是個好素材，他立即去醫院採訪。採訪過程中，這個覺醒的農奴激動地説了一句話：“我現在的手是人的手，現在的腳是人的腳了!”開始黃宗江並不明白，後來才知道這個農奴入院後，護士細心地把他的手腳洗得乾乾淨淨，這在他是生平第一次。黃宗江震撼了，在農奴制下，農奴連自己的手和腳都不是自己的，只有解放了，農奴的手腳才成了自己的手腳。《農奴》就要表達這種變化，舊社會使農奴成了啞巴，新社會讓農奴開口説話。
基本線索定下來後，黃宗江前後共寫了五稿，光是劇本名字就有《裝啞巴傳》、《強巴的遭遇》、《鐵匠與啞巴》等三四個。最後，才定名為《農奴》。應該説，黃宗江創作的文學劇本為影片的拍攝提供了一個堅實而出色的基礎。對話少，文學性強，銀幕感強，充分體現了電影的藝術特性。
1962年，時任八一廠廠長陳播正在為籌拍國慶15週年獻禮片的事而寢食不安，當他看到《農奴》電影劇本後，大喜過望，趕緊找來因為拍攝《回民支隊》而出名的青年導演李俊。陳播高興地説：“你拍過紀錄片《康藏公路》，對西藏比較熟悉。我們商量決定這個片子由你來拍吧，爭取成為國慶15週年獻禮片。”李俊也被黃宗江的劇本感動了，産生了創作衝動。李俊和黃宗江多次交流想法，最後他們定下《農奴》的影片基調是“于無聲處聽驚雷”。也就是儘量不讓強巴説話，嘴越堵得緊，就越能凸現強巴的性格，説話分量就越重，也越具有震撼力。
李俊導演對將來的影片有了總體感受和把握後，就著手物色攝製組主創人員。李俊選擇了韋林玉擔任攝影，在拍攝《康藏公路》的時候兩人合作就非常愉快，而且韋林玉鏡頭感極強，有一股拼勁。美工則選定了寇洪烈，李俊覺著寇洪烈不但業務過硬，而且聰明、工作投入，是一個值得期待的合作夥伴。各路人馬配備齊整後，1963年2月，《農奴》攝製組正式成立。
由於《農奴》是國慶獻禮片，廠裏從物質上也給予大力支援，膠捲可以使用當時最先進的東德艾柯發彩色膠捲。但是攝影韋林玉提出採用黑白膠捲，他認為黑白膠捲最能夠展示出凝重的基調，而且黑白片有一種歷史沉重感。李俊導演經過深思也同意用黑白膠捲，因為他對於平叛之前的西藏有很深的感觸，那時的西藏是一個暗無天日的社會，農奴的生活的確是黑色的，農奴的心情也是壓抑沉重的，在啞巴的世界裏，黑白更符合主人公強巴的個性。李俊導演支援韋林玉的選擇，決定要在黑白世界裏實現一種美的突破。
資料圖片：電影《農奴》宣傳海報。
第一個進藏拍攝故事片的劇組
攝製組成立後，外景地的選擇頗費了一番週折。開始有人提出在避暑山莊拍攝，這樣既方便，又節省經費。如果去西藏則危險太大，在號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拍電影，高寒缺氧，交通不便，供應困難，而且此前還沒有在西藏拍故事片的先例。李俊導演默不做聲，只是私下派美工寇洪烈到避暑山莊考察了一番。經過實地考察，寇洪烈覺得避暑山莊與西藏差距太大，西藏的高穹流雲、廟宇建築和風土人情在避暑山莊根本無法實現。寇洪烈是在西藏跌打滾爬過的，對西藏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論證落地有聲。李俊也主張將來影片必須符合歷史真實，生活細節是絕對不可忽視的。外景地定在西藏，才會讓觀眾感到環境的真實可信。權衡利弊，攝製組黨支部決定把西藏作為《農奴》外景地，實地拍攝。
在選擇演員的問題上，李俊導演心中有自己的一盤棋。1954年，他曾到過西藏，農奴的苦難是令人震撼的，但是他們依舊那麼熱情和樸實，這給李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想讓農奴們以主人公的身份在銀幕上訴説自己的悲慘命運，這不僅更有意義，而且農奴演《農奴》更能保持原汁原味的西藏風格。演員出身的黃宗江也主張選用一些藏族演員，他認為農奴出身的演員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進行本色表演應該不成問題。
幾個重大問題解決後，1963年3月，《農奴》攝製組兵分三路先到甘肅柳園匯合。月初，製片主任王永國率陳力鄂、李健最先到達柳園。李俊、韋林玉、高九齡、寇洪烈、佟翔天、趙松、流虹等主創人員隨後到達。攝製組大隊人馬則于20日才到達柳園，三路人員集合後，就開始了穿越青藏高原的長途旅程。
開赴西藏的征程非常艱辛，他們要穿越柴達木盆地，翻躍崑崙山、唐古拉高峰，趟過沱沱河，最後才能抵達拉薩。由於沿途人煙稀少，只能在兵站休息，而兵站距離遠近不等，開飯也就沒了準頭，大家經常饑一頓飽一頓。
十幾天下來，攝製組吃的都是鹽水燉辣白菜，見不到半點肉腥。只有到了五道梁兵站的時候，大家才解了一次饞。那天，大家饑腸轆轆，突然飄來一股香味，幾名戰士端了幾大盤子燉肉放在桌上。攝製組人員胃口大開，一頓狼吞虎咽，他們吃了一生最難忘的燉野馬肉。
一路上不僅忍饑挨餓，還要面對高原反應，經常有人因為體檢不合格而打道回府。攝製組細木工老蘇就是因為體檢不合格，只能中途返回北京。在穿越崑崙山的時候，攝影助理陳力鄂高原反應強烈，到了藏北地區越發厲害，全身軟弱無力，缺氧嚴重，視覺模糊重影。見到韋林玉時，竟疑惑地問：“怎麼有三個韋林玉跟我説話?”
電影《農奴》拍攝現場，導演李俊在指導演員拍戲。
起用周總理表揚過的藏族演員
1963年4月，幾路人馬全部會師拉薩，《農奴》的拍攝工作正式開始。攝製組首先和西藏工委宣傳部接上頭，開始在西藏物色《農奴》演員。
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大家把目光落在西藏話劇團上。團裏有一批剛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不久的學員，他們的畢業彙報演齣劇目《文成公主》還在上海引起轟動，周總理也邀請他們到北京演出。
當時看完演出，總理表揚演員：“你們是高原話劇的種子，要在高原上生根開花。”攝製組得知這一情況大為高興，馬上調看藏族演員的演出。
西藏話劇團團長權玉靜非常重視，不幾日就為藏族演員排練了三個藏語獨幕戲。權玉靜是漢族人，待人熱情，既能説漢語又能説藏語，對於日後《農奴》的順利拍攝起了不小的作用。
獨幕戲開始了，藏族演員在臺上入戲很快，李俊和副導演趙松等人坐在臺下看戲。儘管大家聽不懂藏語，但是感覺到藏族演員在舞臺上生活氣息十分濃厚，表演也很自然。尤其是對於藏族的生活習慣和動作，藏族演員表演起來更是格外出色真實。看完藏族演員的獨幕劇，大家心中有了數，對藏族演員産生了極大信心。
對於確定男一號強巴的演員，劇組非常謹慎。這個人物是否能夠站立起來，關係到整部影片的成敗。李俊導演提出，這個演員應該過去曾經是個農奴，不僅外形上要高大、粗獷，而且內心必須含蓄、深沉。大家發現剛剛三十齣頭的旺堆再合適不過了，他除了沒有裝過啞巴以外，幾乎和強巴的經歷完全一樣——旺堆的祖輩是拉薩次角林寺莊園的“屬民”，他一生下來就成了小農奴。那時各種稅收多如牛毛，他的童年記憶是“到年底，糧食、牛羊，幾乎所有的東西全部被抵債了，債卻越欠越多。”
旺堆的人生中經歷過三次逃亡，從領主家的一名農奴逃到寺廟當僧人，再脫掉袈裟在一個農場過市井生活，再逃到內地，他逃離的是如同人間地獄般的農奴制舊西藏。影片中的強巴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出家當過喇嘛，旺堆也在色拉寺、哲蚌寺當過喇嘛；強巴是解放軍扶他開工，共産黨讓他開口説話，旺堆也是共産黨新社會送他到西藏公學、上海戲劇學院學習，翻身做了主人。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旺堆從一名農奴變成了國家一級演員，後來又擔任了西藏自治區話劇團團長。
旺堆的一切似乎都非常吻合強巴的角色，而且，李俊發現旺堆的平時習作很有深度，那副渾厚的嗓音也富有表現力。唯獨有一點李俊導演仍然放心不下，那就是影片中強巴是個裝了半輩子啞巴的人，從頭至尾只有一句臺詞，需要用眼睛來説話。單純用眼睛來表達人物的內心世界，這對於一個表演藝術家來説都有極大的難度，而旺堆只是一個剛剛出道的話劇演員。李俊對旺堆還是有些沒底。但一次小品訓練徹底打消了他的擔憂。
這是一個叫《我的遭遇》的小品習作。演出時，攝製組還特意請了一些藏族群眾來當觀眾，以觀察演出效果。旺堆剛上臺時，還有一點跼踀不安，但很快便進入了角色。他把自己的悲慘遭遇和劇中人物的命運融合在一起，燃起了對農奴主的真切的仇恨，臺詞像出谷的洪水，滔滔奔流。這時，舞臺成了旺堆的控訴講壇，觀眾都偷偷地擦著淚水。
大家坐在後面仔細地觀察著，儘管沒有聽懂旺堆的藏語，但是旺堆那雙滿含仇恨、噴吐著火焰的眼睛卻傳遞了一切。李俊導演也被深深感染了，他似乎完全聽懂了旺堆的話語。小品演完後，旺堆的感情還是不能平靜下來，長久地沉默著，一言不發。李俊正是在旺堆的沉默裏看到了影片中的強巴，他心裏已經定下調來：“旺堆的眼睛會説話，他就是我們要找的那個演員!”
確定小強巴的演員倒是有些偶然。有一天，李俊導演聽説拉薩市業餘歌舞團正在排演兒童節目，就趕了過去，看能不能物色到一位小演員。大家看到一個瘦弱的小男孩，在舞臺上表演很投入，尤其是眼神非常獨特，像飽經辛酸似的。
節目一結束，李俊就走到後臺找到那個男孩，用手親切地摸著他的頭問，“孩子啊，叫什麼名字?”孩子回答：“我叫旺堆。”李俊心裏嘀咕“巧了，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旺堆，這裡又有一個小旺堆。”李俊接著問：“小旺堆，你父母是幹什麼的啊?”小孩卻嘴角一咧，落下淚來。
一打聽，才知道小旺堆是個孤兒，生下來沒吃過母親的一口奶，也不知道父親的模樣。他父母跟影片小強巴的父母一樣，也是被農奴主折磨而死。幸好有位好心的農奴老奶奶撫養了小旺堆，兩人相依為命。可是在小旺堆剛剛會走路的時候，老奶奶也去世了。從此，小旺堆就被農奴主賣來賣去，直到西藏民主改革，他才進了孤兒院。
聽了小旺堆的遭遇，大家眼睛濕濕的，心裏不是滋味。李俊趕緊給孩子説明情況：“我們是來西藏拍電影的，反映西藏農奴翻身的故事。我們想找一個像你一樣受過磨難的小演員。小旺堆，你敢不敢演電影啊?”小旺堆眼睛一眨，“敢!不過電影怎麼拍啊?”一句話，逗得大家都笑了。
不久，小旺堆就被定下來扮演童年強巴。事實證明，大家沒有看走眼。在拍攝“小強巴偷吃供果”一場戲的時候，小旺堆一天都沒有吃東西。導演問：“小旺堆，怎麼不吃東西?”小旺堆回答：“叔叔，我怕忘了過去挨餓的滋味。餓著肚子才演得像，吃飽了就演不好了。”李俊非常感動，對小旺堆説：“這可不行，你飯要吃好，戲也要演好才對啊。以後不能餓著演戲，好不好啊。”後來，小旺堆還被送到上海戲劇學院學習表演，圓了他的演員夢。
《農奴》的主要演員敲定後，其他角色是否也選擇藏族演員，攝製組徵求了西藏工委宣傳部的意見，他們建議都用藏族演員。李俊導演也覺得全部選用藏族演員更有意義，因為翻身農奴演《農奴》産生的影響會更大。從拍攝角度上講，全部選用藏族演員也有利於協調和配合。為了讓藏族演員儘快熟悉電影表演，攝製組還在軍區第一招待所舉辦了一個電影基礎知識培訓班，從電影ABC講起。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藏族演員很快都進入了狀態。
電影《農奴》中，解放軍把強巴從農奴的悲慘生活中解救出來。
夏衍出面平息劇本之爭
為了把影片拍攝得更加真實可信，劇組還組織攝製組全體演員參觀訪問農奴家庭、貴族莊園。在羅布林卡的倉庫裏，大家看到了農奴主對待農奴的殘忍刑具，有打嘴、割舌、挖眼、剜心、鋸腿、斷筋等幾十種。還有人頭、人皮、風乾了的人手、人腳，用人大腿骨刻成的花紋佛像，用人頭蓋骨製成的茶碗，人皮蒙成的手鼓等，看後令人毛骨悚然。農奴主不但從肉體上任意割殺農奴，從精神上也嚴格控制農奴。據説，在舊西藏鐵匠不能用別人的碗喝水，不能用人家的鍋做飯，不能踏入別人家的門。甚至在陽光下，鐵匠也不能把自己的影子和別人的影子重疊起來，否則會使別人“倒楣”。通過參觀和深入生活，攝製組獲得了許多感性認識，對於把握《農奴》的情感基調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攝製組不僅從氛圍環境上追求真實感，對於道具服裝也要求極為嚴格。很多服裝、道具都是原件，攝製組還把服裝道具擺出來邀請當地藏民參觀指點，力求接近歷史原貌。有時為了一件服裝，大家滿街去找，攝製組細節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一旦發現有人穿的衣服符合攝製組的要求，就派人尾隨其到家中，用新的土布服裝換人家的舊服裝。有時換下來的服裝實在太臟了，而且還有很多蝨子，大家就在院子裏架一口大鍋，燒開水煮舊衣服，消毒處理後再讓演員穿。
正當大家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攝製組與編劇黃宗江在導演分鏡頭劇本上發生了爭執。導演分鏡頭劇本寄回八一廠，黃宗江看後非常不滿意，覺得導演分鏡頭劇本對電影文學劇本改動太大。立即給李俊導演寫了一封信，探討分鏡頭劇本問題。黃宗江也是一個急性子，還約上副廠長王牧一起飛到拉薩商量劇本問題。黃宗江認為分鏡頭劇本與電影文學劇本存在差距，應該照原文學劇本拍攝。李俊只有一句話：“導演分鏡頭劇本不是我自己的東西，這是整個攝製組討論的結果，你能説服攝製組，我就改。”
攝製組和編劇互不相讓，工作進入僵持狀態。副廠長王牧出了一招，把分鏡頭劇本和文學劇本交給權威人士定奪。不久，兩個劇本交到了夏衍手中。夏衍非常認真，蠅頭小楷密密麻麻批了不少文字。最後，夏衍説了一句話，導演分鏡頭劇本比電影文學劇本提高了一步，再進一步修改潤色一下可以按照導演分鏡頭劇本拍攝。夏衍這個帶有傾向性的建議，平息了這場劇本之爭。
不久，《農奴》第一個分鏡頭在拉薩的聶當開拍。當時，國家還處於困難時期，劇組的生活很清貧，但大家對待工作卻毫不含糊。在拍攝拉薩河邊斷崖峰頂外景戲的時候，李俊導演顧不得初春的河水刺入骨髓，乾脆挽起褲腿站在水中指揮。工作人員還要爬上3800米高的陡坡。山路佈滿細碎沙石，非常難走。大家只能像螃蟹一樣走“之”字形，爬到山頂已是氣喘吁吁了。
當然，攝製組在拍攝期間，體驗到的不僅僅是艱辛與勞累，也分享到了西藏獨特的風土人情。攝製組所在的西藏軍區第一招待所在拉薩河北岸，環境十分寧靜。清晨，霧氣籠罩著拉薩河，像一層白紗飄然其上，意境非常別致。大家可以到河邊跑跑步，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大膽的年輕人還向拉薩河發起挑戰。攝影助理陳力鄂和製片吳升遠有一天來了興致，要橫渡拉薩河，大家站在岸邊給他們助威加油。陳力鄂和吳升遠走近深水區時，水已沒過腰際，冰冷刺骨，他們開始全身發抖。年輕人火氣旺盛，不肯回頭。李俊導演見狀大喊：“你們回來吧，身體要緊!”大家也都跟著喊起來。兩個人只好掉頭上岸，約好天暖時再來征服拉薩河。
在西藏，大家還學會了喝酥油茶。剛開始的時候，攝製組有些工作人員受不了酥油的膻腥味。一段時間後，大家發現堅持喝酥油茶與不喝茶，身體發生了明顯差別，前者身體壯實，精神充沛，後者則體力不支，萎靡不振。最後，攝製組所有人員都學會喝酥油茶，並喜歡上了酥油茶。
攝製組尊重當地人民的宗教信仰，影片很有分寸地把握了《農奴》中的宗教內容，慎重地構思每一個鏡頭，如老奶奶手握“護身符”卻依舊死在河水中，更頓喇嘛因塑佛像而失明等情節，都力求符合西藏的風俗習慣。
《農奴》編劇黃宗江接受採訪，回憶當年創作情況。
鄧小平説：“拍得不錯，給你一顆煙抽。”
1964年10月1日前夕，《農奴》作為建國15週年獻禮片隆重上映，在全國轟動一時，觀眾好評如潮。有的觀眾竟連續看了四次。夏衍給予《農奴》高度評價它“不僅在題材內容上，而且在整體藝術水準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國影協主席蔡楚生看完《農奴》後則對強巴的表演大加讚賞，他説：“哎呀，強巴的表演真深刻，深得沒有底了。”
今年77歲的旺堆已經退休，他至今還常常念叨當年那些輝煌的日子，他説：“我的一生有三個重大轉折，參加革命工作是第一個轉折；到上海戲劇學院讀書是第二次轉折；演《農奴》是第三次轉折。《農奴》使我一夜成名，我以後也塑造過許多性格各異的人物形象，但沒有一個比得上強巴在我心目中的分量。”
國慶節，《農奴》攝製組被邀請到天安門觀禮。長安街上用一輛卡車紮起《農奴》花車，上面有一個強巴的塑像，彩車過時響起陣陣掌聲。周總理親自接見了旺堆，他握住旺堆的手説：“你演得不錯，你們以後每年都要來一趟北京，要帶來更好的作品。”後來，總理還把影片帶到萬隆亞非會議上去放映。當年，旺堆和黃宗江隨中國電影代表團參加印尼雅加達亞非電影節，陳毅外長親自選定《農奴》作為電影節的招待影片。各國人民都非常關心西藏翻身農奴的生活，影片在國際上産生了很大影響。
有一天，李俊導演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副廠長王牧追上他説：“中央首長要調看《農奴》，你去彙報一下吧。”李俊匆匆趕到中南海，鄧小平、楊尚昆等中央領導都已經坐在沙發上了。鄧小平指了指身後的一個座位説：“你就是李俊嗎?坐到這裡吧。”李俊就坐在鄧小平、楊尚昆身後中間那個座上。鄧小平抽著煙，認真地看著影片，影片放完後他説：“拍得不錯嘛。你抽煙嗎，給你一顆煙抽。今晚上我們還有重要會議就不留你吃飯了。”楊尚昆也説拍得不錯。李俊只記得鄧小平給他的那顆煙特別長，回家的路上，他一點也沒覺得餓，抽著一支煙就回來了。
電影《農奴》用真實感人的藝術形象，深刻地揭露了舊西藏農奴制度的本質，在中國電影藝術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影片中人物對話極少，主要靠畫面和音樂來説話，造型及畫面極富雕塑感。李俊導演追求的“于無聲處聽驚雷”的藝術手法，在觀眾中産生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直到20世紀80年代，《農奴》還作為重要電影樣本被專家學者解讀分析，其拍攝手法也被新的導演不斷學習。周曉文導演曾説過，他最喜歡的中國影片只有一部，那就是《農奴》。
中國人沒有忘記《農奴》，世界也沒有忘記《農奴》。1981年，《農奴》捧得馬尼拉國際電影節金鷹大獎。1994年，《農奴》獲國家民委頒發的少數民族“騰龍獎”紀念獎。 （崔斌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