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29日，正在南方休假的胡適，接到安徽老鄉，也是協助他編輯《努力週報》的朋友章洛聲的一封信。在信中，章告訴胡適，也是協辦編輯工作的朋友高一涵，娶了一個妓女“來家做老婆”。當然，章洛聲對此是不滿意的。在信中，他表現出了自己的“不以為然”。
當天因為腹病，正吃藥並請醫生檢查，到了第二天，胡適才有了時間回應這件事。因為高一涵就與自己毗鄰而居，胡適擔心自己不識字的妻子因此不樂意搭理高一涵夫婦，便首先給妻子江冬秀寫了一封表達自己對此事看法的信。在信中，胡適希望她千萬不要看不起“一涵所娶的女子”，還勸妻子應善待她:“他(她)也是一個女同胞，也是一個人。他不幸墮落做妓女，我們應該可憐他，決不可因此就看不起他。天下事全靠機會。比如我的機會好，能出洋留學，我決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沒有機會出洋的男女同胞……”
胡適與高一涵，是留學回國後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結識的朋友。1917年9月，胡適到北京大學報到，“暫居大學教員宿舍內……”“所同居高君亦好學之士。所居甚僻靜，可以無外擾，故欲移出同居也。彼處房錢不過六元，每人僅出三元耳。”胡適在當時給母親信中提到的這位高君，就是高一涵。因為感覺還合拍，胡適考慮“俟拿到錢，將移出校外居住，擬與友人高一涵君。”不僅開始，之後數次遷居，胡適都與高一涵搭伴，或同居一院，或毗鄰而居，不曾分開。這應當是他們友誼的一種見證。
不僅因脾性相投，居安無事，胡適與高一涵還在學術和事業的發展等方面，結成了相互可靠幫助的朋友。1918年，著名的《新青年》雜誌改為責任編輯制，高一涵與胡適、陳獨秀等一併輪流主持該雜誌的編務；1922年，胡適主編《努力週報》，高一涵亦參與編務。在胡適提出著名的“好政府計劃”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文章後面，高一涵也與蔡元培、李大釗、梁漱溟、丁文江等一同簽名，成為提議人之一。由於同住或毗鄰，胡適到外地去時，一些信件也多由高一涵幫忙料理。高一涵曾去日本一趟，他的教職等問題，又由胡適來處理。這些在他們的往來書信中能看得很清楚。
在收到告知高一涵情況的書信時，胡適已經與高在一起同住有六年之久了。不僅朋友，即使鄰居，在一個院子裏，也可説是極為熟悉了。因此，胡適才趕緊給夫人寫信，希望她能夠以較恰當的態度對待高一涵夫婦。對於高一涵本人，胡適也希望能盡到一個朋友的作為。在給夫人寫信之後，他又給高一涵寫去一信，力勸高一涵在娶到新婦人之後，應該戒絕賭博，多讀書，繼續學問的事業。這些話，即使對朋友，也是很言重的，所以胡適又十分懇摯地補充:“我常常想著怡蓀。自從怡蓀死後，我從不曾得著一個朋友的諍言。……如果我有話在肚裏，不肯老實向你説，我如何對住你，如何對得住怡蓀？……”
信中涉及的怡蓀，是胡適及高一涵的共同朋友許怡蓀。他在日本明治大學留學時，與高一涵同學。他與胡適是老鄉，安徽績溪人。1919年在南京河海工程學校任國文教授時，因患流行性感冒後轉為肺炎逝世。大約許怡蓀較為直言，所以胡適感嘆他死後“不曾得著一個朋友的諍言”，並以此來申説自己對高一涵如此言重的理由。
接到胡適這封語重心長的信，高一涵內心非常感動。他立即給胡適回函，對自己娶妓女為妻以及賭博等情況，向真誠朋友吐露心跡:“適之兄:來信使我感激到十二分！我生平已經過三個垂危的時期:(一)辛亥後在安慶教育廳就事，再無讀書的志向；後來劉希平迫我到日本去，所以又走進求學的大門。(二)我在日本擬學習日文，把英文完全放棄；後來遇著章行嚴(即章士釗)一談，使我閉門讀了半年英文，至今才能勉強的看英文書。(三)到北京後治政治學很有趣味，所以又稍稍的讀點政治書；這幾年又因為放蕩的結果，差不多又把以前的讀書興趣不知不覺的隔開了。今又遇著你的良言，或者又可以起死回生了。”
看來在人生中，有時是難於抵禦社會世俗影響的。良好的讀書習慣，有時甚至還需要他人的強力進言追迫。對於自己這些作為，高一涵分析:“我這幾年得無家庭的好處背後得到許多無家庭的壞處——打牌和逛衚同。又從你的生活裏頭，看出讀書的興趣，可是又感得求學的難處。我因為我的天分不及你，我的求學的基礎不及你，我的身體不及你，所以前幾年雖然敢編《歐洲政治思想史》，近來簡直又不敢執筆了。因困難而氣餒，因氣餒而放蕩；我也知道這是宣佈自己的死刑！”
由於胡適真誠態度的幫助，高一涵對自己思想的解剖，也來得格外深切，甚至直接説到自己因為沒有建立家庭而去參與打牌、逛窯子的不良行徑。當然，他也在為自己迎娶妓女為妻，建立家庭，作一點解説鋪墊:
“我這一件事所以不敢告訴你，也有種種原因。她是讀過書的人，只因受夫家虐待，中途離婚(離婚書我已看見過)。她因此無家可居，只得到北京來依她的表妹過生活。我看見她氣質還好，所以作成此事。如果能相聚長久，或者可以終止我的放蕩行為。因為沒有經過長期的試驗，不知結果如何，所以不曾告訴你。”
對於胡適對此事的開明看法，高一涵當然銘感於心:“誰知你竟能超脫一切俗見，竟于寬恕之外，來勉勵我前進，真使我感愧無地！此話暫且終止，待你回京後再談罷。”
説起來，胡適在當時的這種開明而進步的看法，是與他在國外留學，汲取新思想，形成健全的人生道德觀唸有莫大關係。1918年9月，胡適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發表演講，題目就用《美國的婦人》，對美國婦女自立的精神和態度，讚美不已，並希望以此喚起我國女子的自主意識。當年7月，胡適還寫出一篇關於《貞操問題》的文章。此文對於民國時期還宣傳的“烈女”、“貞婦”觀念，對於頒布一種所謂婦女“節烈貞操”的《褒揚條例》等等，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認為:“我絕對的反對褒揚貞操的法律。我的理由是:(一)貞操既是個人男女雙方對待的一種態度，誠意的貞操是完全自動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須有法律的提倡。(二)若用法律的褒揚為提倡貞操的方法，勢必至造成許多沽名釣譽，不誠實，無意識的貞操舉動。(三)在現代社會，許多貞操問題，如寡婦再嫁、處女守貞等等問題的是非得失，卻都還有討論餘地，法律不當以武斷的態度制定褒貶的規條。(四)法律既不獎勵男子的貞操，又不懲男子的不貞操，便不該單獨提倡女子的貞操。(五)以近世人道主義的眼光看來，褒揚烈婦烈女殺身殉夫，都是野蠻殘忍的法律，在今日沒有存在的地位。”
最能表現胡適對此種事件看法的，當屬1920年他接到一位學生信，問及女子遭到強暴後如何認識的回答。當年，一位姓蕭的學生給胡適寫信，説是自己一個親密朋友的姐姐，在幾年前曾被土匪擄去，後來雖被送回家，可家人卻視此事為“奇恥大辱”。這位學生問胡適:“(1)一個女子被污辱，不是他(她)自願的，這女子是不是應當自殺？(2)若這樣的女子不自殺，他的貞操是不是算有缺欠？他的人格的尊嚴是不是被減殺？他應當受人的輕看不？(3)一個男子若娶一個曾被污辱的女子，他的人格是不是被減殺？應否受輕看？”
面對這樣直接並沒有餘地的問題，胡適的回答也一點不含糊:“(1)女子為強暴所污，不必自殺。我們男子夜行，遇有強盜，他用手槍指著你，叫你把銀錢戒指拿下來送給他。你手無寸鐵，只好依著他吩咐。這算不得懦怯。女子被污，平心想來，與此無異。都只是一種‘害之中取小’。不過世人不肯平心著想，故妄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謬説。(2)這個失身的女子的貞操並沒有損失。平心而論，他(她)損失了什麼？不過是生理上，肢體上一點變態罷了。正如我們無意中砍傷了一隻手指，或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或是被汽車撞傷了一根骨根。社會上的人應該憐惜他，不應該輕視他。(3)娶一個被污了的女子，與娶一個‘處女’，究竟有什麼分別？若有人敢打破這種‘處女迷信’，我們應該敬重他。”胡適的這種直面回答，實在開明而現代，應該是道德觀念上的大進步。在論述中，不僅説理恰當，而且比譬富有説服力，就在今天，胡適的論述仍頗有參考價值。僅就高一涵此事而言，胡適是在面對自己朋友的作為時，表達並實踐自己的學説。從實際效果看去，確實給人以新思想的啟迪和新道德的尊嚴。
後來胡適在上海中國公學當校長，高一涵也去該校任教，協助其工作。胡適離去後，高一涵沒有回北京，而選擇了在南方從政。這段時間，他先後任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兩湖監察使、甘寧青監察使、國民大會代表；1949年後，他曾任職于南京大學，擔任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學院院長等，還先後任南京市監察委員，江蘇省司法廳廳長、江蘇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除任各種職務之外，高一涵還以《新青年》時期的前輩身份，寫出一些回憶文章。當然，與胡適的關係，此時已經非常敏感了，所以高一涵主要寫李大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