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在萬般無奈的失眠中，順手拿起一本書來翻閱，是《李白傳》，薄薄的一本。不知不覺看完，天已經亮了。我突然發現自己不知什麼時候流下了眼淚，涼涼的一星點，癢癢地停在腮邊。像李白這樣一位千古奇才，晚境竟那樣悲涼，天下之大，卻無他的容身之地，居然四處漂泊，沿門托缽，獻詩豪門以求一日之溫飽。臨終已經貧病交加，窮途末路，終于在漂泊中死去。
其實李白也有大富大貴的可能。他憑自己的詩才得到了玄宗皇帝的賞識，成為了一名禦前詩人。這種身份，是多少人的夢想和理想。但李白畢竟是李白，他不願也不能因為富貴而扭曲自己心靈的舒展，放棄自己的傲岸個性，終于為宮廷不容，重返江湖。漂泊給他帶來了苦難，卻也使他的個性詩才有了張揚的機會，我們不能想象宮廷的李白還是個性鮮明才華橫溢的李白。
由李白想開去，我發現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文化名人，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杜甫、蘇東坡、曹雪芹等，他們的風華襟抱浩渺無涯，才情學識深不可測，卻無例外地被厄運籠罩。這是為什麼？這不是偶然的，一個偶然的事件不會成為跨越千年的文化現象。他們是創造者，而創造，特別是第一流的創造，不但需要天才，更需要心靈的真誠和人格的堅挺，需要對精神價值的執著，不為功利和富貴所動的執著。但正是這種真誠、堅挺和執著，不為世俗社會所容，給他們帶來了命運的淒涼。
當然這些文化名人也是人，不能說那種富貴和功利的召喚不能在他們內心激起一絲波瀾。但他們內心的精神力度無疑又是超出常人的，這使他們在價值輕重的權衡中，將人格、將精神的價值放到首要的位置。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讀出了精神價值的重量。
這就是我寫作《滄浪之水》的最初衝動。可一旦進入構思，我又感到事情並不那麼簡單，畢竟時代不同了。在今天，以精神價值相號召，振臂一呼就應者雲集嗎？那種姿態會不會使人成為今天不識時務的堂吉訶德？
時代變了。市場經濟在改善了人們的生活的同時，也改變了他們對世界的理解。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結構，又是一套價值係統，像水銀泄地無孔不入。它最基本的出發點，就是對個人物質化欲望的承認。人們進入市場，並不是為了什麼高尚的目的，而只是為了利益，利潤最大化是市場的根本原則。功利化的價值觀以市場為依托成長起來，獲得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並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市場化的力量造成了我們生活中精神價值的失重，物質化、功利化的價值觀，佔據了人們的心靈空間，成為了新的理直氣壯的行動原則。的確，在這樣的生存現實中，要拒絕功利化的遊戲規則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那麼，人們是不是只有一種選擇，讓物質化的功利化的衝動佔據自己的全部生活，全部心靈空間？
我並不想以古代文化名人的名義，以精神價值的名義，否定物質化功利追求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也是否定不了的。我想說的是，在一種物質化的生活氛圍中，人們是不是同時也要珍視精神的重量，給精神價值一定的空間？屈原式的高潔、陶潛式的淡泊、蘇東坡式的曠達、曹雪芹式的從容，我們也許做不到，但他們對人格、對真誠、對精神價值的珍視，是不是也能給我們一點啟示，使我們有一種力量，去抵抗因物質和功利的需求而徹底放棄精神價值的衝動？人畢竟是人，他需要精神價值，徹底的物質化功利化，也是很恐怖的，是對人性的扼殺。當友誼變成相互利用的道具，當愛情變成情欲的遮羞布，當人格良知變成隨時可扔下的廢物，那樣的生活不也是很可怕，很不人道不合人性的嗎？
幾千年過去了，古代文化名人們不朽的靈魂仍在虛無之中盈盈飛動，給我們啟示，給我們力量。他們是為了純粹的心靈理由而堅守的人，為了精神的重量而承受命運淒涼的人。他們在蒼涼廣闊的歷史瞬間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帶著永恆的悲愴與驕傲，形成了我們民族心靈史上最有色彩的那一道風景。
古人所經歷的苦難在後人的心中總是非常淡漠，淡漠到教科書中輕輕翻過的那幾頁紙。而對當時的經歷者來說，卻是一生中日積月累寸寸血淚的承受。我們只有到他們生命的褶皺中去訪微探幽，才可以感覺到那些許沉重，才能觸摸到他們生命的鮮活與溫熱。
遙想李白當年，他作為名滿天下的大詩人，怎麼會落到窮途末路沿門托缽的地步？
李白是一個文人，但文人並不是一種職業，一種價值的證實。一個文人，如果他不能在官階上佔據一個位置，即使他才高八鬥氣衝霄漢，也只是一個卑微的人物。李白的一生就是如此。
在這樣的社會機制中，謀求官位是每一個文人本能的生命衝動，李白也不例外。開元十三年，二十五歲的李白出三峽順流而下，開始了求仕的生命旅程。其時“開元之治”如日中天，大唐王朝生氣勃勃，籠罩在一片金色光輝之中。大唐皇帝玄宗昭示天下求賢若渴，李白才華橫溢意氣風發。不必懷疑朝廷求賢若渴的真實性，更不必懷疑李白冠絕一世的超邁之才。可是，當李白此刻站在船頭，將滿江風景納入胸襟，將天下納入胸襟，他怎麼也想不到，直到自己的生命終了，也沒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
為什麼會這樣？其實，李白的悲劇在出川之時已經由一種自己毫無意識的因素決定了。李白天性天真灑脫，狂放傲岸，這與官場所需的拘謹權變、順服謙卑恰恰構成了最鮮明的對抗，這也是無法調和的兩種人格的對抗。朝廷求賢是真的，但本質上是需要能幹的奴才，而絕對無法容忍一種獨立鮮明的個性。于是，哪怕李白之才千古獨步，也無法避免終身潦倒的命運。率真的天性成就了李白，也貽誤了李白，事情總是這樣具有雙重意義。
出川後李白遍拜公侯之門，以求進身之階，實現“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的人生理想，但“十謁朱門九不開”，屢屢碰壁。開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長安，托門拜府，無功而返。進身無路，報國無門，李白心頭泣血，悲憤難平，長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天寶元年，朝廷召李白入長安。李白欣喜若狂，以為從此進身有路，報國有門：“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入長安後受到玄宗禮遇，待詔翰林院。但李白不久就失望了。皇上欣賞他的文才，只不過是“倡優蓄之”，侍宴、侍遊、侍浴、歌功頌德，點綴太平。即使在離天子這麼近的地方，李白也沒有泯滅自己的個性色彩。杜甫《飲中八仙歌》活畫出他的神採：“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敢叫天子久等，敢叫高力士脫靴。傲岸灑脫依舊，狂放不羈依舊。身處江湖要堅守天性也許比較容易，當身在魏闕恩寵有加仍不失天性，仍有力量抗拒那種溫柔的扭曲，確實是真正的內心強健。這就是李白，這才是李白。這種姿態是官場絕對不能接受的，這里需要的是謙順，機變，平庸化。于是李白的政治生涯很快走向盡頭，淒然離開長安，從此沒有返回。這是寵臣李白的不幸，又是詩人李白的大幸。久在宮廷，就像籠中金絲鳥，高貴卻失卻了振飛的力量。夕陽下李白淒迷地向長安城投去最後一瞥，心頭在哀怨，在悲泣，卻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走向心靈的解放，走向歷史的深處，一片輝煌的創造景象正在眼前展開。
的確，李白一生也寫過不少頌詩和賀詩，但這不是事情的本質。他也是人，他要生存，他不得不如此。重要的是他沒有因為對富貴的渴望而放棄個性，保持了心靈的真誠和天性的狂放。“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就是李白，這才是李白。在這個世界上，大官們輕歌曼舞，小吏也有一份溫飽，卻沒有天才李白的一條生路。寂寞、淒涼、卑微、貧窘，這就是一個堅守著心靈真誠的文人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