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以一個偉大詩人之名流芳千古，他是“楚辭”這一詩體的代表人物，開創了中國詩歌從集體歌吟到個人創造的新時代。但屈原的意義不僅于此，他是一種精神的開創者，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種人格范式。在我看來，屈原作為人格范式的意義，更高于他作為一個詩人的意義。到今天人們仍以賽龍舟的方式來紀念屈原，決不僅僅是後人對一個詩人的景仰。

　　屈原少年得志，他進入政治舞臺的核心時才二十多歲。那時楚懷王任六國縱長，聯合諸侯以抗強秦。屈原得到重用，這已是一個文人政治理想的極致。

　　但好景不長。屈原奉楚懷王之命草擬憲令，遭上官大夫靳尚嫉妒。靳尚向懷王進言說：“每次憲令出來屈原都將功勞歸于自己。”靳尚顯然不是等閒人物，他準確把握了中國官場文化的脈搏，知道懷王最忌諱的是什麼。于是屈原被疏遠了，被放逐了。

　　政治上的失意對屈原的個人命運來說是毀滅性打擊，但對他作為一個文化創造者來說卻是不可或缺的生命體驗。由于一個小人的讒言，中國文化獲得了一次登峰造極的意外機遇。悲劇常常暗含著向反面轉化的意義，屈原見疏、司馬遷受腐刑、蘇東坡被三次流放、曹雪芹家遭抄檢都是最典型的例子。苦難不但是創造的必要體驗，而且能夠最大限度地激活生命的創造潛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又不能不對那些迫害者心懷某種感激。因為我們實在不能設想，在我們的精神視域中可以沒有那些被迫害者的偉大創造。

　　于是怎麼辦？當現實的污濁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選擇的界線是如此分明。放棄心靈的高潔，則可得富貴榮達；堅守這種高潔，則將終身窮愁潦倒。古往今來，無數人都經歷過這種選擇，對一個生動的生命來說，它決不像後人想象的那麼輕松。對于屈原們，只有潛入他們的內心，才能對他們心靈的痛楚和堅守的高潔稍有理解。在屈原看來，心靈的原則高于眼前的富貴，因此堅守這種原則體驗到的愉悅高于富貴的愉悅。這種體驗是常人難以理解的。這就是屈原，這才是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無數人知道這些名句，但能將其轉化為情感化的體驗而付諸生命實踐者卻寥寥無幾。一種精神的高貴不是通過理性就可以傳承的。也許，更深刻的痛苦還不在于因堅守而承受的苦難，而在于這種堅守又有誰能夠理解？如果連理解的期待都不敢抱有，不難想象，這種堅持需要多麼巨大的精神能量！

　　屈原晚年對世界有了更透徹的認識：“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即使如此，屈原不改初衷，“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心靈原則不但高于富貴，更高于生命。

　　《漁父》為楚人思念屈原而作，極富生存哲學意味，表現了古人對生存的透辟思考。漁父的哲學是：“世人皆濁，群人皆醉，何不隨波逐流？為什麼要那樣深思高潔，使自己遭到放逐？”屈原答道：“我怎能以自己清白的身子，去蒙受外物污染？我寧可跳入江中，葬身魚腹，也不能讓自己的皎皎的清白，蒙上世俗塵埃。”終于無法溝通，漁父微笑著，敲擊船舷高歌而去：“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漁父無疑是個隱者，對世道的渾濁和自身的無可奈何有著深切的認識，因而世之清濁，皆能為我所用。但屈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不願放棄心靈的原則趨附時宜。于是，最後的道路已經展開，最後的時刻已經到來，屈原仰望蒼天，一聲長嘆，從容投水。

　　這就是屈原，這才是屈原。人的現世性沒有絕對意義，人格原則心靈真誠高于富貴高于生命，這是屈原對後世的核心意義，對中國文化史的意義，哪怕心靈高潔于世無補，也值得以生命為代價去堅守。這種堅守的意義，僅在于自我心靈的需要，這就是價值的全部。

　　屈原為我們樹立了一種人格的榜樣，也許我們學不了他，但不可以忘了他。當我們今天在欲望的推動下，想放棄心靈原則去做一個小人之時，不可不想一想屈原，那一雙眼睛在虛無之中凝視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