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天過去了。我一直在想從文的事情。

　　我和從文見面在一九三二年。那時我住在環龍路我舅父家中。南京《創作月刊》的主編汪曼擇來上海組稿，一天中午訪我在一家俄國西菜社吃中飯，除了我還有一位客人，就是從青島來的沈從文。我去法國之前讀過他的小說，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幾次聽見胡愈之稱讚他的文章，他已經發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講話不多，又不善于應酬，這次我們見面談了些什麼，我現在毫無印象，只記得談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會，他身邊有一部短篇小說集的手稿，想找個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換點稿費。我陪他到閘北新中國書局，見到了我認識的那位出版家，稿子賣出去了，書局馬上付了稿費，小說過四五個月印了出來，就是那本《虎雛》。他當天晚上去南京，我同他在書局門口分手時，他要我到青島去玩，說是可以住在學校的宿舍里。我本來要去北平，就推遲了行期，九月初先去青島，只是在動身前寫封短信通知他。我在他那里過得很愉快，我隨便，他也隨便，好像我們有幾十年的交往一樣。他的妹妹在山東大學念書，有時也和我們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對妹妹很友愛，很體貼，我早就聽說，他是自學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卻並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識和事情。

　　在青島他把他那間屋子讓給我，我可以安靜地寫文章、寫信，也可以毫無拘束地在櫻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來找我，我們有話就交談，無話便沉默。他比我講得多些，他聽說我不喜歡在公開場合講話，便告訴我他第一次在大學講課，課堂里坐滿了學生，他走上講臺，那麼多年輕的眼睛望著他，他紅著臉，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只好在黑板上寫了五個字“請等五分鐘”。他就是這樣開始教課的。他還告訴我在這之前他每個月要賣一部稿子養家，徐志摩常常給他幫忙，後來，他寫多了，賣稿有困難，徐志摩便介紹他到大學教書，起初到上海中國公學，以後才到青島大學。當時青大的校長是小說《玉君》的作者楊振聲，後來他到北平工作，還是和從文在一起。

　　在青島我住了一個星期。離開的時候他知道我要去北平，就給我寫了兩個人的地址，他說，到北平可以去看這兩個朋友，不用介紹，只提他的名字，他們就會接待我。

　　在北平我認識的人不多。我也去看望了從文介紹的兩個人，一位姓程，一位姓夏。一位在城里工作，業余搞點翻譯；一位在燕京大學教書。一年後我再到北平，還去燕大夏雲的宿舍里住了十幾天，寫完中篇小說《電》。我只說是從文介紹，他們待我十分親切。我們談文學，談得更多的是從文的事情，他們對他非常關心。以後我接觸到更多的從文的朋友，我注意到他們對他都有一種深的感情。

　　在青島我就知道他在戀愛。第二年我去南方旅行，回到上海得到從文和張兆和在北平結婚的消息，我發去賀電，祝他們“幸福無量”。從文來信要我到他的新家作客。在上海我沒有事情，決定到北方去看看，我先去天津南開中學，同我哥哥李堯林一起生活了幾天，便搭車去北平。

　　我坐火力車去府右街達子營，門牌號數記不起來了，總之，順利地到了沈家。我只提了一個藤包，里面一件西裝上衣、兩三本書和一些小東西。從文帶笑地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你來了。”就把我接進客廳。又介紹我認識他的新婚夫人，他的妹妹也在這里。

　　客廳連接一間屋子，房內有一張書桌和一張床，顯然是主人的書房。他把我安頓在這里。

　　院子小，客廳小，書房也小，然而非常安靜，我住得很舒適。正房只有小小的三間，中間那間又是飯廳，我每天去三次就餐，同桌還有別的客人，卻讓我坐上位，因此感到一點拘束。但是除了這個，我在這里完全自由活動，寫文章看書，沒有幹擾，除非來了客人。

　　我初來時從文的客人不算少，一部分是教授、學者，另一部分是作家和學生。他不在大學教書了。楊振聲到北平主持一個編教科書的機構，從文就在這機構里工作，每天照常上下班，我只知道朱自清同他在一起。這個時期他還為天津《大公報》編輯《文藝》副刊，為了寫稿和副刊的一些事情，經常有來同他商談。這些已經夠他忙了，可是他還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天津《國聞周報》上的連載：《記丁玲》。

　　根據我當時的印象，不少人焦急地等待著每一周的《國聞周報》，這連載是受到歡迎，得到重視的，一方面人們敬愛丁玲，另一方面從文的文章有獨特的風格，作者用真摯的感情講出讀者心里的話。丁玲幾個月前被捕，我從上海動身時，“良友文學叢書”的編者趙家璧委托我向從文組稿，他願意出高價得到這部“好書”，希望我幫忙，不讓別人把稿子拿走。我辦到了。可是出版界的形勢越來越惡化，趙家璧拿到全稿，已無法編入叢書排印，過一兩年他花幾百元買下一位圖書審查委員的書稿，算是行賄，《記丁玲》才有機會作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見到天日。可是刪削太多，尤其是後半部，那麼多的××！以後也沒有能重版，更談不上恢復原貌了。

　　五十五年過去了，從文在達子營寫連載的事，我還不曾忘記，寫到結尾他有些緊張，他不願辜負讀者的期待，又關心朋友的安危，交稿期到，他常常寫作通宵。他愛他的老友，他不僅為她呼吁，同時也在為她的自由奔走。也許這呼吁、這奔走沒有多大用處，但是他盡了全力。

　　最近我意外地找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寫給從文的信，里面有這樣的話：“前兩個月我和家寶常見面，我們談起你，覺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熱心幫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個。”這是真話。

　　我記不起我是在什麼情形里寫下這一段話。但這的確是真話。在一九三四年也是這樣，一九八五年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在家養病，假牙未裝上，講話不清楚。幾年不見他，有一肚皮的話要說，首先就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信上那幾句。但是望著病人的浮腫的臉，坐在堆滿書的小房間里，我覺得有什麼東西堵塞了咽喉，我倣佛回到了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三年。多少人在等待《國聞周報》上的連載，他那樣勤奮工作，那樣熱情寫作。《記丁玲》之後又是《邊城》，他心愛的家鄉的風景和他關心的小人物的命運，這部中篇經過幾十年並未失去它的魅力，還鼓舞美國的學者長途跋涉，到美麗的湘西尋找作家當年的腳跡。

　　我說過我在從文家作客的時候，他編輯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和讀者見面了。單是為這個副刊，他就要做三方面工作：寫稿、組稿、看稿。我也想得到他的忙碌，但從未聽見他訴苦。我為《文藝》寫過一篇散文，發刊後我拿回原稿。這手稿我後來捐贈北京圖書館了。我的鋼筆字很差，墨水淺淡，只能說是勉強可讀，從文卻用毛筆填寫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謝謝他，可是我知道他從來就是這樣工作，他為多少年輕人看稿、改稿，並設法介紹出去。他還花錢刊印一個青年詩人的第一本詩集並為它作序。不是聽說，我親眼見到那本詩集。

　　從文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喜歡表現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觸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發光的東西。不僅有很高的才華，他還有一顆金子般的心。他工作多，事業發展，自己並不曾得到什麼報酬，反而引起不少的吱吱喳喳。那些吱吱喳喳加上多少年的小道消息，發展為今天所謂的爭議，這爭議曾經一度把他趕出文壇，不讓他給寫進文學史。但他還是默默地做他的工作（分派給他的新的工作），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一樣地做出出色的成績。我接到香港寄來的那本關于中國服裝史的大書，一方面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興奮，一方面又痛惜自己浪費掉的幾十年的光陰。我想起來了，就是在他那個新家的客廳里，他對我不止講過一次這樣的話：“不要浪費時間。”後來他在上海對我、對靳以、對蕭乾也講過類似的話。我當時並不同意，不過我相信他是出于好心。

　　我在達子營沈家究竟住了兩個月或三個月，現在講不清楚了。這說明我的病（帕金森氏綜合徵）在發展，不少的事逐漸走向遺忘。所以有必要記下不曾忘記的那些事情。不久靳以為文學季刊社在三座門大街十四號租了房子，要我同他一起搬過去，我便離開了從文家。在靳以那里一直住到第二年七月。

　　北京圖書館和北海公園都在附近，我們經常去這兩處。從文非常忙，但在同一座城里，我們常有機會見面，從文還定期為《文藝》副刊宴請作者。我經常出席。他仍然勸我不要浪費時間。我發表的文章他似乎全讀過，有時也坦率地提些意見，我知道他對我很關心，對他們夫婦，我只有好感，我常常開玩笑地說我是他們家的食客，今天回想起來我還感到溫暖。一九三四年《文學季刊》創刊，兆和為創刊號寫稿，她的第一篇小說《湖畔》受到讀者歡迎。她唯一的短篇集後來就收在我主編的“文學叢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