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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我被偶然“災難了”
2005 年 4 月 7 日，晚。像往常一樣，我早早地上了床。黑暗中，電話鈴響。我側身拿起床頭櫃上的電話。這個動作我做了幾十年，就像觸摸一個沉默的老朋友。
“晚安，再見。”
夜晚的電話不是要好的閨密就是家人，因此，最後的問候總是帶著溫馨和一絲不加掩飾的倦意。我從床上下意識地再次側身，想把話筒放到床頭櫃上。
“撲通”一聲，我直挺挺地從一米高的床上跌到地板上。
一瞬間，大腦是空白，甚至是半醒半睡的蒙��狀態。
但片刻後，一陣撕心裂肺的痛，電擊般涌上全身。額頭的汗珠滾落臉頰。
一陣恐懼過後，我定了定神：我怎麼了？恍惚想起剛才我是躺在床上打完電話，側身想擱話筒的。因為沒開燈，再加上我的床是加高的，第一次沒放準。于是，我加大了側身的幅度，再次放電話的時候，整個人摔了下來。因為怕冷，我的雙腿被蓋著的睡衣死死地裹著。
我想爬起來：先試著側左邊身體，不行，鑽心地痛；又側右邊身體，也不行，還是痛得不能動彈。我再一次陷入恐懼： 糟糕！出大事了！”
眼前閃現出一個人：殘疾體操運動員桑蘭！我癱瘓了？！我趕緊向在隔壁書房里看電視的先生呼叫。
先生跑過來開燈，想扶我。但我真的站不起來，只能坐在地板上，大汗淋漓，鑽心的疼。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偶然的偶然的一個寸勁，把我的雙腿摔斷了！
先生問是怎麼回事，我已無力回答，只催他快點讓我上醫院。
在去醫院的路上，我懊惱地想：天黑，我為什麼不開燈？為什麼要躺在床上打電話？為什麼腿上要蓋睡衣，以至于摔下來時讓我喪失了雙腳撐地的能力？只有 55 歲，我的骨頭就會如此不堪一摔，鈣片吃少了嗎？但凡骨折患者，都會在第一時間自我檢討的。因為骨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當然，這世上沒有後悔藥，只願接下來的求醫之路，順利些，再順利些。 讓倒霉君，滾蛋吧！
醫院骨科急診室里，病人不多，給我接診的是一位 30 多歲的女醫生。她聽我主訴後，讓我先拍片。
十分鐘後，放射科醫生將我的片子與報告單遞到我手上。看到報告單上的結論—左腿股骨頸骨折，我心情反倒輕松了，是骨折，不是癱瘓，不幸中的大幸。當時，我全然不知這“股骨頸骨折”在傷殘鑒定時屬“十級”，可怕的是它完全有可能引起一種不死的癌症—股骨頭壞死。
女醫生看了我的片子，說：“你左腿股骨頸骨折，還好沒錯位。住院。手術。打鋼釘內固定。絕對臥床 120 天。”她一口氣說了 5個句子，將我的病與整個治療過程交代完畢。然後拿起筆，在準備開住院單時，才想起把臉轉向我。
“醫生，我不開刀，打石膏，行嗎？”一聽要開刀，我害怕，聲音有些顫抖，近乎哀求地問。醫生反問我：“打石膏從腹部開始打到膝蓋，臥床 3 個月，你說行嗎？”我心想，這的確也是很恐怖的。
“那我就躺在床上 120 天，讓斷了的骨頭自己慢慢長。”我還是害怕手術，所以回答得有點幼稚。
“那你簽字，將來股骨頭壞死，自己負責！”這“股骨頭壞死”的“死”字，聽著讓我更害怕，女醫生突然轉臉對著我， 如果你同意住院開刀，我可以安排我們的骨科主任主刀，他是剛從上海長徵醫院骨科調來的。”顯然，說這話的語氣溫和多了。
長徵醫院骨科在上海是著名的，再加上主任親自主刀，這兩條信息增加了我對這家以中醫為主的三甲醫院手術的信任度。但我身體有諸多的基礎性疾病—心臟病、高血壓，還有胃腸病，能扛得過這種全身麻醉的手術嗎？我得向第三方求證。
于是，我對醫生說： 讓我想想吧。”我將輪椅搖出診室，在走廊上用手機打了兩個電話。一是將病情向我的一位外科醫生朋友通報，咨詢是否非要手術，能否保守治療，答案是必須手術；二是就我的心肌缺血病史咨詢我的心臟病醫生朋友，做骨科手術有沒有風險，答案是一般沒問題。解決了心里的兩個問號，我將輪椅重新搖回醫生的診室，拿了住院單。
近 10 點時，我被推進了該醫院的骨科病房。
這是間小病房，只有三張病床，病人少，安靜。在上海能如此順利地住進病房，還真是件幸事。我是 1 床，2 床上的病人沒動靜，估計已經睡了。可 3 床的床頭燈還亮著，在輸液。向我交代“入院須知”的值班護士，站在我床邊輕聲說，3 床今天手術，大約後半夜才能完成輸液。我好奇地問護士： 她是什麼病？”護士告訴我：“右腿股骨頭部分壞死，骨科修補手術。”又聽到不想聽的信息：股骨頭壞死。護士關照我仰天睡，病腿不要動，這安眠藥睡不著時吃，有事打鈴呼叫。說完，她輕輕帶上病房的門，離開了。
躺在病床上的我，輾轉反側，有兩件大事必須馬上溝通。一是明天我的課怎麼辦？大學不像中小學，校內一般很少能找到本課程的代課老師；二是下周上海市公共關係協會舉辦的論壇，作為主講人，我的姓名早已廣而告之了，該如何救場？我這一跤，摔得真不是時候。看看時間，已近子夜了，斟酌一下，還是將兩條緊急的短信發了出去，好讓對方及早準備。我這才服了兩片安眠藥，剛剛進入迷糊狀態，就被 3 床喊傷口痛的聲音弄清醒了。睡在 3 床旁邊長凳上的丈夫立即起身，用手指摁了一下她枕頭邊上的“鎮痛泵”。
不一會兒，她起了鼾聲。
我思忖，這鎮痛泵真好，有了它，我手術後刀口疼的恐怖不會發生了，這不，又多了一份安心。可不知過了多久，3 床又叫了，她丈夫起身重復剛才的動作。一整夜，她和她丈夫就在幹這事。當然，我也就陪著，安眠藥無效。
黎明時分，3 床丈夫打鈴呼叫護士，責問鎮痛泵怎麼失效了，護士說，你們使用得太勤，這樣本可以維持 48 小時的鎮痛泵，提前一半時間就將鎮痛藥水用完了。再痛只能服止痛片了。
護士這話讓我緊了緊被子，對手術後疼痛的恐懼又上升了……
2 ﹒ 換不換人工關節
早上 8 點半，醫生開始查房。
“這就是剛才那張片子的病人。”站在最前面的一位眉清目秀的中年男醫生，對著我的病床，向他背後的醫生們說話。我判斷，他肯定是那位從長徵醫院調來的骨科主任。看來，他們已經討論過我的病情了。
“你要手術的，是‘頭下型股骨頸骨折’，跟你直說吧，如果採用打鋼釘內固定的保守治療，預後比較差。所以，我看你還是換個人工關節吧，省得臥床 120 天。換關節的話 14 天後就能下床活動了。”
14 天就可完事，太好了，沒等他說完，我就微笑著一個勁地說：“謝謝，謝謝！”
主任對旁邊的年輕醫生下醫囑： 給她做個牽引，手術安排在下周一。”接著，就把腳步移向了下一個床位，一群醫生尾隨著他。
“下周一才做手術，那我還要再等三天。”我嘀咕著。家人著急給我出主意，趕快找找熟人，送點紅包。我不想這樣做，不是吝嗇錢，那是為什麼？我也說不清楚，就是不願意唄。
自身骨科醫學的“零知識”狀態，讓我無法與醫生對話。“開刀”不是“吃藥”，可以在吃藥前，仔細研究該藥的說明書，最後你自己決定這藥該不該吃。今天主任醫生要我置換人工關節的這種“休克療法”與昨晚急診醫生說的“打鋼釘內固定”這種保守療法，顯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治療思路和手術方案。這兩種方案在我身上的利弊，我茫然無知，所以就喪失了話語權，更不用說選擇了。我思緒有點亂，心里很不爽。
骨科病區里每個房間都有一位固定的護工，我們這房間的護工姓孫，30 多歲。人長得清清爽爽，原是江蘇鎮江務農的。小孫已在骨科病房幹了 5 年，她所見所聞積累的骨科知識是可以給我上課的。
我見小孫這會兒正閒著，就招呼她，與她聊了起來。她告訴我，凡是股骨頸骨折打鋼釘內固定的，一般術後一年半，就可以住院進行手術將釘子取出來，所以，很多人打鋼釘不選擇進口的釘子，反正要取出來的，這樣可以省很多錢。現在病區內就有好幾位是術後一年半來拔釘子的。“麻煩你能請他們過來嗎？”我開始就地取材收集這一方案的第一手信息。
小孫真能幹，找來了三位病人，都是女病人。也許是女人比男人易骨質疏松，所以一旦摔跤，股骨頸就易斷裂。這不，她們中有下雪天穿高跟鞋摔倒的，有在單位食堂吃飯時被地上的油水滑倒的；還有一位是在自己家的打蠟地板上疾走倒地造成的。她們的病情基本與我差不多，所以我第一個需要解決的疑問是“為什麼你們都不換人工關節？”她們的回答是一樣的：醫生沒有要求我們。是啊，如果醫生要她們換人工關節，她們是不會不聽醫生話的。然後我又一一請教了術後的康復方法，真是如獲至寶。交談後，我基本過了“打鋼釘內固定”這種保守方案知識點的掃盲關。
醫生是專業的，我還想找醫生聊聊，但請醫生到我病床邊來，這任務顯然有點為難護工小孫。我打鈴呼叫床位護士，請她幫我找一下醫生，隨便找哪位都行。過了一會兒，來了一位年輕的進修醫生，我請他告訴我，這兩種方案在我身上的利弊。他支支吾吾的，說得
很不清晰，不知道這個問題是他的知識盲點呢，還是他不想在“主任”與“急診醫生”之間做選擇。見此景，我也不能太為難他。“謝謝”之後，他走了。不過，對我來說，收獲還是有的，他讓我知道了“換人工關節”的自負費用是 3 萬元左右，“打釘的”自負費用是 5 千元左右。
整個上午，我躺在床上“調兵遣將”，長了很多有關我這病的知識，情緒好多了，午飯吃得很香。
下午 3 點，探望病人的時間到了。第一位來探望我的竟然是昨晚我與他通電話的那位朋友的妻子，她拎了大包小包的慰問品，一臉的歉意迎面撲來。她先詢問了我的病情，而後介紹起一位與我同病的醫生朋友—上海南匯衛生學校的校長樓行斐。樓校長長我 9 歲。當時的病情是不慎從樓梯摔下後造成股骨頸斷端錯位 360 度，屬于最嚴重的股骨頸骨折。但她出事後兩小時就做了急診骨科手術，方案是“復位，打鋼釘內固定”。現術後 5 年多，基本無後遺症。臨走她把樓校長的電話號碼給了我。
我一直認為：患了病的醫生，對這疾病的指導可能更接近真理。但我又有點擔心：一則一般來說，醫生的架子都很大，很討厭病人將電話打到家里的；二則我又不是她的病人，我們之間根本不認識。她會理我嗎？
我懷著忐忑的心情撥通了樓校長的電話。沒有想到電話那頭的樓校長，語氣熱情，態度溫和，這讓我即刻感到輕松，她對我這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花了將近半個多小時的時間，一邊回答我許多很基礎的問題，一邊條分縷析我的病情與治療思路。
樓校長告訴我，股骨是我們大腿上的一根骨頭，股骨與骨盆相連接的關節是腿部支撐人上半身的一個最大的關節，醫學術語叫髖關節。髖關節包括股骨頭和髖臼兩個部分。股骨頭是股骨上端球形的部位，通過股骨頸與股骨幹相連。股骨頸骨折是常見的髖部骨折。
股骨頸骨折的內固定方案就是通過手術用鋼釘把斷了的股骨頸與股骨頭固定好，恢復股骨頸的供血功能，使股骨頭不至于因缺血而壞死。
所以，她說： 手術時間很重要，越早手術預後越好。換言之，股骨頸處破損的血管越早修復，日後股骨頭缺血性壞死的可能性就越小。好比你不小心斷了一截手指，越早把斷指接上，斷指復活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你的病情比我輕多了，根本沒有錯位，完全可以保守治療。”
對置換人工關節這種手術方案，樓校長的看法是雖然擺脫了臥床 120 天的煎熬，但性價比差。高昂的費用與其不確定的療效不匹配。
首先，體內安置一個巨大的異物，就好比器官移植，會存在排異風險。這種排異的不適程度是因每個人的情況而異的。當然，也有可能全然沒有。總之，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它與醫生的手術水平、人工關節的材質、病人的體質都有關係。其次，不菲的費用並沒有給病人
帶來一勞永逸的效果。因為人工關節的有效期是 10 年至 15 年，活動得越多，有效期越短。你現在 50 歲，到 80 歲時，你將經歷 3 至4 次置換。這不成了在髖關節處裝拉鏈了？
“那為什麼醫生要我置換人工關節呢？”
“現在這社會嘛……那叫我怎麼說呢……”同行的樓校長欲言又止。
“嗯，我明白了。”我放下電話，臉朝天花板，回憶著樓校長的音容，想象著樓校長的笑貌，突然感到：自己懸著的心，放下了。
在與她通話後，我已經可以對兩種方案做出選擇了。認識樓校長這位好人是我這兩天中遇到的又一大幸事！
這晚，我睡得很沉。
第二天的下午，骨科主任來到了我的病床邊。
“主任，您好辛苦啊，星期六還上班。”我連忙先打招呼，情感溝通，拉近醫患距離。
然後，我先禮後兵地說：“不好意思，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您認為，我有沒有打鋼釘內固定的手術指徵？”我很禮貌地用選擇問句，並稍稍賣弄一下剛學的醫學術語。
“有。”他回答的結論，在意料之中，但回答得如此快速、如此幹脆卻在意料之外。
我在小心地誘導他自我否定，想實現臨門一腳。“主任，我想選‘打鋼釘內固定’的手術方案，您認為可以嗎？”繼續用選擇問句，把最後的決策權還是交到他手里。
“我早就對你說過了，這方案，預後很差，即使骨折愈合，也可能發生股骨頭壞死，不發生壞死的可能，只有 30%。如果你要堅持，那可以。”我看著他的臉，他似乎有點不悅。
我的手術時間被告知又要推遲一天，理由是病人要求變更手術方案，我無語。盡管我已經知道，手術時間推遲一天就意味著我日後股骨頭壞死的風險就增加一分。當然，這個醫學常識我的手術醫生也不會不明白的。
三年後，我看到一則報道：根據循證醫學的統計，股骨頸骨折如果能在確診後的 4 小時內進行內固定手術，預後相當好；而如果超過 72 小時再進行內固定手術，術後股骨頭壞死的可能性就上升到70%。這個數據使國外許多醫院的骨科醫療制度得以改寫：對待股骨頸骨折就像對待心肌梗死一樣，通過快速的“綠色通道”進行手術。所以，他們的股骨頸骨折患者，不管是置換人工關節，還是打鋼釘內固定，預後都很樂觀。
如此簡單的道理，為何沒有撼動我國的骨科醫療制度？你看，我們對待股骨頸骨折是做慢性病處理的，從確診到手術，一般在 3至 5 天之間，以至于讓我國股骨頸骨折的保守治療患者，股骨頭壞死率達 70% 以上。這種對患者的醫源性傷害，我們的醫務界居然熟視無睹？居然心安理得？我的白衣天使，我們病人是希望在治病的同時，不要再致病啊！
3 ﹒ 難道痛是想出來的？
手術後的一周內，情況很好。但第八天開始，感到刀口周圍痛。醫生檢查傷口，未見紅腫。以後，又斷斷續續地痛，而且好像是從傷口里面痛出來的。查房時，醫生說，驗個血常規、拍個片子。檢查結果，沒有問題。
而我繼續痛著，有時還痛得很認真。醫生說，沒關係，過幾天會好的。傷口拆線了，但我的痛依舊。這是什麼道理？我又與醫生對話了。
“醫生，我這樣痛，是不是在長骨頭？”
“別人也長骨頭，人家為啥不痛？”
我語塞了。心想：這問題怎麼問我？
“那是不是出現了股骨頭壞死的先兆？”我繼續問。
“沒那麼快。”
“那是不是釘子與我的內環境不吻合？”
“不可能。”
醫生們有點不耐煩了，接著說： 知識分子就是喜歡多想，你可以出院了，換個環境就好了。”我心里在說： 難道痛是想出來的？”
那段時間，我痛並苦悶著。隔行如隔山，對許多醫學知識我可能不太懂，但是隔行不隔理啊！
醫生們開始躲我，他們 心 里 肯 定 在 想 ：怎麼 碰 上 這樣一個病人—如此地刨根問底。我也覺得，不應該老就這個問題去追問醫生，還是自己做一些案頭的工作，記錄每天痛的時間、方位、程度、頻率等內容，看看是否有規律性可循。我做了一個病例，交給了醫生。
醫生接過這張我叫家人謄得工工整 整 的“ 病 例”，看 都 沒 看，就往白大褂口袋里一塞，淡淡地說了句： 還寫下來？說說就可以了嘛。”我碰了軟釘子，但沒想好怎麼回答他，還是不說為妙。
我笑笑。仔細想想，病人能有機會與醫生好好“說說”嗎？很難的。
醫生每天的查房，有時像一陣風，特別是對老病人。這也不能怪醫生，因為手術室里已經有手術病人在等他，他不用這個速度查房，行嗎？據說，每天晚上的值班醫生，也應該到本病區的各個病房走一走，但能做到這一點的醫生，幾乎是鳳毛麟角。那病人就又少了一次與醫生“說說”的機會。
其他的時間，你好不容易見到你所需要見的醫生了，但他說話很吝嗇，說無主語的單句見多，而他的表情、他的肢體語言又都會不停地暗示你：我很忙。于是，你只能欲言又止。
而醫生辦公室里，大多數是進修醫生和醫學生，或剛畢業的住院醫生，病人找這些醫生，又總覺得心里不踏實。
我試著琢磨醫生的臨床思維：如果病人說“痛”，第一，察看傷口、觀察體溫、研究血象，排除術後感染；第二，拍片子，觀看體內情況，排除手術問題。這兩步基本上可以排除醫學上的問題了。如果病人還是那樣的主訴，醫生就認為是心理問題。于是，他們就不予理睬。病人只能自己來消化“痛”。
我 總 覺 得， 我 們 的 醫 生 是“ 手 術 刀” 氣 質 太 甚。 其 實， 一 個醫生具備冷靜、果決的“手術刀”氣質，也是職業的一種要求，但千萬不能同時還滲透出種種“漠然”，缺乏同理心的醫生永遠無法與病人真誠對話。今天我們的醫患危機其實就是始于醫患雙方的真誠對話。
比如，像我這樣的骨科病人，漫長的康復期基本是在家度過的。其間，一旦出現一些症狀，又不方便門診，那我們該咨詢誰？醫院哪個部門會接我們的電話？我們真的很無助。所以，在醫患關係中病人總是處于弱勢的一方，但我的性格和我的職業會自覺不自覺地想改變自己在醫患關係中的弱者地位。
我是那種做什麼事都得“整明白”的人，又是當教師的，職業要求我對知識的傳授，只有自己“明明白白”了，才能讓學生不糊里糊涂。而且我作為一名學者，幾十年研究學問的邏輯思維方式，讓我對待世事始終保持一種獨立思考的冷靜心態。就拿我今天對待自己的股骨頸骨折的手術方案來說，到底換不換人工關節？這是一個方向性的治療思路問題。所以，我必須窮盡我能獲取的信息，而後冷靜地獨立思考，選擇一種最適合自己的治療思路與方案。很多醫生並不喜歡像我這種“依從性”差的病人，其實，我只是不盲目依從罷了。
有人會問，那我們病了，究竟該把身體交給誰？我毫不含糊地回答：交給醫生。因為醫生是專業的，聽取專業知識，節省自己讀醫學書的時間。但又不完全交給醫生，因為病是生在你的身上，你對疾病治療過程中的諸多體會，醫生對此是沒有第一手感性認識的。
除非這位醫生，他本身也曾得過這種病。所以，對待疾病我們還是應該多動動腦筋，多做做功課，如何針對自身情況進行選擇，這個選擇權應該在你自己手里，而不完全在醫生。
有一位曾經當過醫生的作者謳歌，在《醫事》中給一些像我這樣的病人畫了一張像：
他能意識到自己的願望和需要，是積極、主動提問題的病人，想知道每項檢查和手續背後的原因。他是為自己的健康著想並時時刻刻要求求證下一步是否正確的人。他拒絕被操縱，不因為別的病人都對醫生唯唯諾諾就會全盤接受，但他同時又在溝通中表現了對醫生足夠的尊敬、坦率和真誠。
然而，現在的醫學，醫學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出現了分離，成了“單向度”的醫學。而我期待的醫療模式是“互動治療”。他不像傳統醫院的醫生，只是診斷和治療，而是耐心傾聽患者的訴說，與之探討身心的各種致病原因，提供治療方案的建議，討論治療後的各種反應，這會使患者的自信心增強，那麼，治愈疾病的概率就會大大提高。正如著名醫師特魯多（Trudeau）所說，醫生應該“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最好的醫生其實是和病人一起作戰的。
4 ﹒ 潛伏的病灶
沒想到，這次骨折住院讓我終生難忘的竟然會是 3 床病友馬永美。馬永美，江蘇海門農民。她和我同齡，屬虎。改革開放後，土地被徵了，她就帶領丈夫、兒子、兒媳棄農投工，替人加工床上用品。永美性格開朗，喜歡與人聊天。但 2 床—上海人卻不怎麼搭理她，甚至連護工小孫對她也是兇巴巴的。我生怕永美介意，就經主動與她搭訕，朋友送來的水果也拿一些讓她分享。永美比我早出院。她出院回江蘇的那天，給我寫了她的家庭地址和手機號碼，邀我痊愈後去她海門家住住，過過農家樂的生活。
14 天後，我出院了。因為我家住 18 樓，擔架進不了電梯。120救護車將我送到一家社區小醫院養傷。我和永美都在各自的床上遵守醫囑，絕對臥床 120 天。大約臥床到 60 多天時，永美給我來電，說她躺在床上用手摸到左乳房有一個小小的腫塊，很緊張，會是壞東西嗎？我說，不要亂猜，好好養病。
此後的兩個星期里，竟然沒有接到永美電話。我有點擔心，打電話過去。她家卻一直沒人接電話。我就納悶了：她的腿是不能下地的，她去哪兒？我緊張了。于是，我早中晚不停地打電話，終于打通了。她丈夫接的電話，說永美在醫院，昨天剛開刀，手術很成功，是上海華山醫院一位醫生來海門主刀的。
“怎麼又動手術了，什麼病？”
“乳腺癌。”
“啊？！”我驚叫。
“醫生說，還好，是早期，很小很小的，1 厘米。我回來拿東西，馬上就回醫院。”她丈夫一口氣將病情全部告知了。
我的心在一陣一陣地撞擊，永美啊，你人都還沒坐起來，又要挨一大刀。人不是砧板上的肉，哪能扛得住？
我，今夜無眠。想想永美，又想想自己。我的這兩只乳房也夠折騰的：纖維瘤、小葉增生都光臨過。不過，到了更年期，她好像安分多了。每年體檢，乳房都健康。但今天永美的事，提醒了我，還是不能高枕無憂。我躺在床上，開始自檢，用手摸自己的兩只乳房。
當我的左手在右乳房的外側碰到一硬塊時，我的心“怦怦”直跳。然後，我深呼吸，讓自己安靜一下，換一下右手去體會剛才的地方，心里想：但願剛才是自己神經質。可事實，卻是千真萬確地存在一個東西，還不小呢，好像有蠶豆那麼大。天哪，這是怎麼回事？我招誰惹誰了？轉而一想，什麼惹不惹的，永美不也攤上了嗎？凡事真的輪到自己，既來之，就不那麼安之了。著什麼急呢，這東西姓“良”、姓“惡”還沒準呢！于是，我開始自語：
“你是誰？你什麼時候來的？你是不是就是 30 年前的那位乳腺纖維瘤？如果不是，我怎麼辦？……”一連串的問號，反反復復地陪伴我度過漫長的黑夜。
第二天，我讓妹妹請來了我們家的老朋友、外科專家—上海仁濟醫院終身教授王平治主任醫生。王教授 70 多歲了，還在臨床一線，每周上手術臺，病人不少。我 20 多歲時兩個乳房的纖維瘤都是她手術的。
傍晚時分，王平治教授來到我病床邊，她用手開始摸我的兩個乳房。我感覺她在右邊乳房的外側摸到了那個硬塊，她在仔細檢查“它”的活動度，是否推得動？體會“它”的硬度與邊緣是否規則？
我知道這是外科醫生手檢乳腺疾病的三部曲。而後檢查我的腋下，摸摸淋巴的狀況。
我的眼珠一動不動地看著她的眼神，眼睛是人的五官中唯一不能掩飾思想的。幾秒鐘後，我發現她的眼神有點凝重，眉頭稍稍一皺，她對我說，抓緊手術吧。我問她，是不是癌？她說得很職業：“開出來看吧。”“能不能等到我股骨頸骨折痊愈後再手術？”她幹脆地回答我：“不行。”我信任王平治教授，所以，我服從了她的決定。
天又暗了，躺在床上的我又要挨一刀了？！難道真要讓我和永美成為同患兩種大病的“雙料”病友？人間居然還真有這檔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