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類
經濟類
法律類
文化類
文學類
歷史類
軍事類
其他類
1 ﹒ 我與“死亡”狹路相逢
120 救護車將我這樣一個骨折病人送到仁濟醫院外科病房。術前，王平治醫生與我談話，王醫生問我，如果開出來是惡性的，你希望保乳嗎？我一個勁地搖頭：“不要，不要！沒有乳房，照樣活；留下隱患，沒得活！”然後，她告訴我手術的流程：先局部麻醉，在右乳房開個小口，取出腫塊去病理室冰凍切片化驗，幾分鐘後，若病理報告是良性的，即可回病房，整個手術時間大約一個多小時；如果是惡性的，那就要擴大手術范圍，進行根治術和腋下淋巴清除術，大約到下午才能回病房。
術後，我在被推進病房時，醒了。開口的第一句話，居然是問：現在幾點？”盡管我是迷迷糊糊的。旁邊人回答：下午 2 點。我明白：糟了，得癌症了。而後，又昏睡過去了……
我原本以為，我這個人可能會得這病那病的，但不會得癌症。
我的心臟不好，血壓也高，有一篇文章講，患心血管病的人不大容易得癌症；再說在我得病前，我的父係和母係家屬中沒有癌症患者，我無家族病史啊；自從 40 歲時得了心臟病後，我一直很保健的。怎麼現在竟然成了例外呢？我哪方面出問題了？上帝眷顧所有人，為
什麼單單把噩運賜給我？！
什麼叫“屋漏偏逢連夜雨”？原先是股骨頸骨折，雖然是平躺，但只是下半身不能動，可現在倒好，居然成了全身不能動：胸前被厚厚的紗布綁著，患乳癌側的右臂在腫痛，靜脈炎的左臂也在疼痛，左腿的骨折還在脹痛；再加上因術後插導尿管引起的尿路感染，使我不時地尿頻、尿急、尿痛。此時，整個身體被痛包圍著……
此狀態還要維持多少天？那“生不如死”的意念是有掠過的，整天筆直地躺著，望著天花板，我痛苦得幾乎掉不下一滴眼淚。我開始可憐自己：災難怎麼會如此地一環接一環，一點兒不讓我消停啊？……猛然，我想到了永美，人居然會一下子頓悟：因為骨折，
我認識了永美；因為有永美患乳腺癌這事的提醒，我才會去關注我自認為安全的乳房。沒有這些冥冥之中的因緣，可能會遭更大的“禍”。
這樣一想，心，平靜多了。
癌症患者在被確診初期，他們的家屬都會本能地向病人啟動一項將病情避重就輕的告知程序。 我的病理報告，出來了嗎？”乳腺癌術後已經 10 天了，我試圖問問家人。 早呢，還沒出來。”或許他們還沒有想好怎麼跟我說，就用此話來敷衍我。我心平氣和地對妹妹說： 不要瞞我，要真情相告，今後的路是要靠我自己來走的。”
妹妹遲疑了一下，說： 那好，我告訴你。”我突然感到心跳加快，手心有點出汗，到底還是緊張的。當時我對這些乳腺癌的醫學知識根本不懂，所以也沒有緊張。
事後才知道，我患的是最兇險的一種乳腺癌，而且根本不是早期，腫瘤也不小，還伴轉移。2011 年去世的復旦大學青年教師于娟患的就是這種“乳癌之王”。
一天，醫生剛查完病房，護工從外面奔進來，氣喘吁吁地發布一項信息：昨天半夜，18 床又跳樓了，未遂，現在護士長在教訓她的護工，看緊點！
18 床，和我隔開兩個病房。她 40 歲左右，患的是宮頸癌晚期。
一年前動的手術，現在復發。醫生說她已進入生命倒計時的“讀日”階段。一到深夜，她的叫聲撕心裂肺。最近幾天，這種叫聲頻率越來越高，可音高卻越來越低。對此，同樣患乳腺癌的 11 床對我說：“如果我到那一天，我就選擇吃一把安眠藥，沒有痛苦，也不害人。9 床你說呢？”我沒有回答，望著天花板，多麼希望自己此時是荷蘭人，因為我曾在報上看到，這個國家已經通過了《安樂死法案》。
說真的，這個病讓 55 歲的我起碼提早 20 多年直面死亡，我與“死亡”狹路相逢，根本無法避及。以前，讀德國思想家海德格爾那句“人的存在是向死而生”的話，覺得很遠、很哲學。可此時此刻，我體會那句話的語義卻很具象，很當下。人，都希望自己年輕，希望自己能延緩步入老年的步伐，今天我終于明白了，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老年的。
有人說，不怕死的人是因為他無欲望。我，有欲望，所以，我怕死。我在所研究的公共關係專業領域中，自認為學術造詣在全國高校不敢說出類拔萃，也是小有點名氣。本來打算再寫幾本專業新視點的書，帶幾撥研究生，最後光榮地當個“博士生導師”，達到高校最高的學術身份，此生足矣。可這下生了這病，完了，沒可能了。
我當了半輩子教師，但兒子的教育背景，不盡如我意，這是我的心病。原本計劃等退休後，正趕上小孫子學齡時，好好再當回“老師”。現在纏上這病，我恐怕連這最起碼的願望都泡湯了。這個病為什麼不晚來十年啊？我不曉得自己還能活多久。
此時，18 床又是一陣聲嘶力竭，聽著這最後的生命吶喊，不害怕，那是假話。但是，我又自我安慰：幸好我遇到了永美，沒遭到“最後通牒”。其實，人的一生有無數次與死亡擦肩而過的機會。例如
2003 年的 SARS，像我有那麼多基礎疾病的人一旦染上了，那是必死無疑的。這不，今天算來我已賺了 3 年。又比如，1996 年那次我去溫州講課乘的飛機降落時，起落架如果真的一直放不下來，那也可能機毀人亡的。這樣說，我不又賺了 9 年嘛。所以，即便是現在結束生命，那我也已經多活了好幾年了。
平靜後的我又想：我這一輩子夠豐富多彩了—鮮花、掌聲，還有不少“粉絲”；現在，孫子也出生了，生命已二度延續；結婚離婚、“城里”“城外”地走進走出，做兩回人了，你知足吧！當對自己滿意了的時候，也就無欲無求了。無欲，就會不怕死。不怕死的第一表現是要將自己的死安排好。
我開始設計，如果生命倒計時進入“讀分”“讀秒”階段，回天乏術時，我不希望通知任何人，不希望讓我的親人、我的朋友圍在我的床前，因為那時的他們會很傷心。這種傷心，對他們身心的殺傷力太大。我生前已經夠連累他們了，此時的我，唯一能回饋他們的是：希望他們在屋外、在家里、在工作崗位上；希望床前有鮮花，耳邊有音樂，周圍有醫生、有護士，我會走得很職業，走得很詩化，就像詩人徐志摩說的“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後生命階段中所有的儀式、慣例都簡約了，直送該送的地方，什麼都不保留，我會對兒子說，買骨灰盒的費用也可以省了，骨灰任殯儀館處置吧。
我對後生命階段的安排，可真不是作秀。我年輕時就是這麼想的。因為從小就害怕見死人，害怕去殯儀館。長大後，對此問題，常有超越我年齡的思考—“厚養薄葬”。今天，輪到自己，我當然堅決表示根本不需“葬”。
我找了一個時間，把這些想法告訴了家人，因為它包含了傳統
意義上“遺書”的內容，希望親人們到時“按圖施工”。
我就是這麼一個人，典型的 A 型血性格，什麼事都計劃得好好的，連“死亡”也不例外。
2 ﹒ 做不做放化療
在中國，治療癌症的套路是：能手術的先手術，而後做 N 個療程的放化療，再就服中藥、找偏方、吃名目繁多的保健品。接下來的命運，各有各的走向：有人財兩空的，有復發轉移的；當然，也有從此健健康康的，盡管並不多。我的乳腺癌治療也沿用這一模式嗎？把自己的身後事安排好之後，我開始平靜地思考我的下一步治療問題。
手術兩周後，拆了線，王平治醫生對我說，根據你的病情，必須化療，而且必須是聯合化療方案，即三種化療藥同時用，靜脈注射，六個療程。我要求看一下這三種藥的說明書。在沒有滿足我要求的情況下，我讓家人從網上下載了三種藥的說明書。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這三種藥對心臟的毒副作用都很大。“不行，不能再傷害心臟了。”這是我的底線。連 續兩次全身麻醉的大手術，已經讓我的心臟不堪重負，床邊的心臟監護器連著幾天夜里都在報警，心內科醫生已來會診多次了。心臟病對我的威脅是瞬間的，而當下的癌症起碼還不會即刻要我的命。這就是我第一次拒絕化療的充分理由。
得了癌症，不肯化療，這還了得啊！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紛紛對我啟動勸說程序：兩個妹妹輪番地苦口婆心；離了 15 年婚的第一任丈夫的媽，也就是我那位沒有法律關係的婆婆，硬是冒著酷暑，三次來醫院心疼地責問我： 你是怕化療掉光頭發，不好看嗎？”我的摯友、時任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校長的汪泓正在出差，急著趕回上海，晚上 11 點，一下飛機就直奔我病房；好友鮑日新教授更是將上海華山醫院乳腺病專家請到我床前；我的前任係主任葉瑋瑋帶領七八位
老師來集體給我“上課”……為了不讓他們太失望，我都會一一對他們微笑著說： 好的，好的，我考慮考慮。”
醫生看我這麼堅決地不願化療，就勸我一定要放療： 放療是局部照射，你是右邊乳房的癌症，所以，放療對心臟的影響應該不會很大的。”我覺著醫生說的這方案還在理，就決定到有放療設備的醫院去做放療了。
這是轉院後的第一個晚上，我的床位醫生正好值班，他到我病房，與我聊天，並很和氣地詢問我，為什麼不肯化療。我說了理由，並告訴他我已經決定做放療和堅持吃中藥。
他說，中藥是調理性的，不直接殺癌細胞。此時，我不想就中藥的抗癌作用問題來和他理論 。第 一，我 沒 有 這個 底 氣；第 二 ，剛入 院，就和醫生針尖對麥芒，太不禮貌；第三，他也是好心，他想挽救我。接著，他竭力向我推薦一種對心臟毒副作用很小的靜脈化療藥—紫杉醇。然後，他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有關“紫杉醇”的故事，它是一種植物，怎麼被日本人發現它的抗癌作用的，而後又是如何被用于臨床的，現在國內外醫學界對它的評價如何如何，等等。
一開始我聽著很反感，心想我已經明確跟你說不化療了，你為啥還這樣不依不饒。慢慢地，我對他能這樣不厭其煩地與病人耐心溝通起了好感，他臨走時要我好好考慮考慮他的話。
第二天，我請家人從網上下載了所有關于“紫杉醇”的材料，希望它既不傷害我的心臟，又是我這種乳腺癌的克星，同時，還不會引起股骨頭壞死。我躺在病床上仔細閱讀，不希望在自己身上發生殲敵八百，自傷一千的賠本戰爭。
那天剛吃完中飯，床位醫生又來了，笑呵呵地問我：“考慮得怎麼樣？” 醫生，我想請教一下， 紫杉醇’使用前，是不是先要用‘地塞米松’？”我向他求證這個對我來說蠻重要的問題。
“對，是為了防止過敏。” 醫生，不好意思，我因為股骨頸骨折，還未痊愈，用‘地塞米松’這類激素藥，行嗎？”我深知，自己是在向醫生請教，即便此問題我已經很有把握了，也不能用判斷句說話。
“小劑量，20 毫克，沒問題的。”醫生說話是善于用判斷句的。我心想，６個療程的話，那就是 120 毫克。再加上“紫杉醇”這類化療藥，對骨髓都有抑制作用。那我這“股骨頭壞死”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了。最重要的是“紫杉醇”也並不是百分之百地能治愈我的乳腺癌。但這些話，我不能說出來。
“醫生，我還想請教，臨床上有沒有碰到過，使用‘紫杉醇’而發生並發症的病例？”我壯著膽子問。 有。”“什麼並發症？”“呼吸窘迫症。”“那怎麼處理呢？”我緊追不舍。
“輕的，吸氧；重的，切開氣管。”真是很謝謝他，我們能溝通得如此充分。這時，他可能看到我的臉上有懼怕了，忙說： 不要害怕，這種概率很小。不信，明天主任查房，你可以問問他。”
“好的，謝謝您，您趕快去吃飯吧，已經 12 點了。”我們結束了對話。此次對話，真是得益匪淺。醫生在無意中告訴我所有的實情。
一般醫生是不會這麼坦率的。午休時，我在思考，明天如何與主任對話。
主任查房了。這位主任看上去 60 歲左右，但人很精神，很有外科醫生的氣質。據說，他是這里開乳腺癌的“一把刀”。
“你是大學老師？”
“是的，主任。”
“你知道自己的病情嗎？”
“知道，浸潤性導管癌。激素受體都是陰性，腋下淋巴結陽性，HER-2 強陽性。”我說完，所有的醫生們都笑了，包括那位主任。
可能是因為我回答得像小學生背書一樣。
“聽說，你不願意化療？”看來這個主任對我已經很了解了。
“主任，我因為骨折，躺在床上 3 個多月了，又經受了兩次大手術，如果再靜脈化療，我真的吃不消了，我經常要犯心臟病，這些天，血壓也往上躥，所以……”還沒等我說完，主任就搶著說：“你這種乳腺癌已經比人家少了一種內分泌治療的手段，再不化療，非常危險！”他停頓了一下，又說： 我告訴你，乳腺癌是一種全身性疾病。你的病情一兩年後，遠處轉移的可能性很大，或到腦、或到肺、或到肝、或到骨頭，到那時就麻煩了。”全病房的人都屏住呼吸，太可怕了！
這些話聽上去是很恐怖，但他可能是實話實說，他在擊醒我這個“頑固分子”。記得有張報紙曾經報道過，“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被嚇死的，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被過度治療而死的，還有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無法治療而死的。”看來情況是這樣。
“那我靠意志！”我不知道哪來的勇氣，當然是微笑著說的。
“靠意志？成功的只有十萬分之一，但輪不到你。”主任冷冷地扔下這句話後走了。我看見站在床邊的研究生小張聽了主任這話，眼圈紅紅的。我對她說：“別怕，老師就是那十萬分之一。”當晚，一位年輕醫生來到我病床邊：“潘老師，早上查房後沒事吧？”我很感謝這輕輕的一句問候話。如果說，最糟糕的醫生是用語言恐嚇病人的醫生，那麼，最親切的醫生是用語言溫暖病人的醫生。
我開始按計劃放療了。放射科醫生告訴我，根據我的病情，兩處需要放療：右胸壁和右鎖骨。共放療 25 次。我進行到第 4 次，就在放射科的那架機器上犯了心臟病。放射科醫生趕緊電話心臟科搶救。我心臟疾跳，全身冰涼，我的意識是：挺住，挺住，我不會死的。
醫生們一陣手忙腳亂，半小時後，我的心臟開始穩定，醫生慢慢地將我移到機房外的走廊上，繼續觀察。一小時後，我才被推回病房。
醫生說，休息幾天，等心臟好了，再繼續放療。但我不想再繼續了，再出萬一，太可怕了！還是為了保護心臟，我又一次拒絕了放療。
據說口服化療藥“希羅達”，毒副作用很小，特別是對心臟。我抱著試試的心態，服了不到一個療程，人感到渾身很不舒服。一檢查，肝功能出問題了，GPT 指標上升到近 100，肌酐指標也不正常。
醫生又說，停一下吧，等肝功能、腎功能都恢復後再服用。這種讓我的主要臟器亮紅燈的藥物，我也必須拒絕。我又一次沒有遵醫囑。
我的思考還在繼續：為什麼我們要“生命不息，放化療不止”呢？我們不能只關注這個“病”，而不關注生這個“病”的“人”。如果“人”都被放化療弄得“千瘡百孔”，那麼治這個“病”的本錢在哪里呢？
癌症這個頑敵，人類在與之戰鬥的時候，並沒有交白卷，但始終也沒有得高分。這其間，除了人類對它本質的認知有限外，人類自身作戰的思維方式不能不說沒有問題。遺憾的是，我的這些思想很難與醫生們溝通，我怎麼找不到“知音”呢？不過，想想也是，醫生若真有我的這種治療思路，能得到病人與病人家屬的理解嗎？
我終于決定：堅決不放化療了，我的生命我做主！走一條自己的路。但究竟這是一條什麼樣子的路，當時心里也是很不清晰的。我必須回家去好好潛心研究，在這醫院里是沒法搞出名堂來的。
我準備出院。出院前，我做了一次全身檢查，意外又發生了……
3 ﹒ 還要再挨一刀
鉬靶檢查：我的左邊乳房有問題，片子評估 4 級。5 級就是癌症。那我就是癌與非癌之間。怎麼辦？要不要立即手術？我電話咨詢了三位醫生：我的手術醫生王平治教授、上海中醫乳腺癌治療泰鬥級專家陸德銘教授、上海浦東新區人民醫院前院長腫瘤專家胡建鋼教授。三位專家一致表示：立即手術。
還要再挨一刀啊？！我即刻感到：天，塌啦！！我心里的最後一根防線斷了……崩潰了……我關掉手機，拔掉了病床邊電話機的插頭，不想見任何人，並對我的護工說，我這里沒你的事……
為什麼不給我時間？為什麼不給我時間？！
我問天？我問地？我問誰？—誰能解答我。我可以承受災難，
但不能過沒有希望的日子。我快憋死了！
這時，病房門突然開了，來了一個人，這個人的出現，居然讓我頓悟，他就是剛剛出生 5 個月的圓圓—我的孫子。
原來，兒子兒媳突然聯係不上我，特著急，就抱著孫子來醫院看我了。為避免碰到右邊乳房的傷口，我坐在床上，把孫子抱在左胸前，孫子那可愛的雙眸一直沒有離開我的視線，小嘴一撇，微微一動，而後將小腦袋輕輕地偎在我的左乳上，靜靜地一動不動。旁邊人說，圓圓跟阿娘真親。此時，我感到：圓圓那純陽之體的溫度正在一層層地融化我的無望，從左乳開始滲透，到心臟、到大腦、到臉上、到四肢，我笑了，我感恩地輕吻圓圓那帶有乳香的額頭……
孫子讓我撿回了平靜的心態，120 救護車將我再次送入上海仁濟醫院外科病房。
那天的術後，我又體驗了一次不一般。手術後，我醒了。好像睡了很沉很沉的一覺，渾身感覺怎麼也動彈不得，似乎很累很累。
我下意識地自問這是在哪里，但很快又睡過去了。
我又醒了。我將臉稍稍往左邊側了點，蒙蒙����地看見：這是一間很大的房間，一排一排的手推車上躺著一個一個筆直的人，他們身上都蓋著白被單，一動都不動。
“這里是太平間？！怎麼全部是死人？”緊接著我有了意識。我還活著，你們送錯地方了！我是活人！”我想喊，但很快，又睡過去了。
再次醒來，我努力地在喚醒自己的意識。我將臉稍稍往右邊側了點，清晰地看見房間右面牆上的那只鐘，它告訴我現在是 10 點50 分。我終于明白了，我剛剛做完第二次乳房手術。“10 點 50 分？”
太好了！這個時間告訴我，我的左側乳房腫瘤肯定是良性的！因為我右側乳腺癌的手術時間是 5 個多小時，到下午 2 點才蘇醒的。能有這樣的邏輯推理，說明我已經比剛才清醒多了。
“ 這 是 什 麼 地 方？ 我 為 什 麼 會 在 這 里？ 這 里 有 沒 有 醫 生 護士？”我看見有一位穿白大褂的正往我這邊走來，也許她看見了我的臉在動。
“林醫生。”我認出來了，她就是我兩個月前右乳手術時的麻醉師。“你怎麼又來了？”她也認出我了。“我左乳又不好了。”
我說著嘴里就感覺有異物，想吐，她趕緊用毛巾墊在我的右腮邊，我邊吐邊又無意識了……
確認我是躺在自己的病床上時，我終于徹底醒了。剛才那一幕，太恐怖了！我之所以沒有被嚇死，是當時的身體不具備“害怕”的能力。
護士小姐來幫我量血壓，她告訴我，我剛才是在蘇醒室，而我右乳手術時並沒享有此待遇，因為那天該手術室只有我一臺手術，所以我是在手術室內蘇醒的。
這是我在短短的四個月內的第三次全身麻醉，挨的第三大刀。
這次手術前，擔心的是自己患了雙側乳腺癌。而現在的結果是左乳良性腫瘤，但這個好消息卻讓我高興不起來。因為醫生根據我左乳的乳腺質量和導管內的乳頭狀瘤的程度，最後還是採取了全切除。
我終于成了一個“零乳房”的女人！按理說，術前我有全切除的思想準備，但當自己真的面對活生生的事實時，心里卻又理性不了了。一個沒有乳房的女人是女人嗎？
第二天早上，醫生來檢查傷口，換紗布。解開胸前的繃帶，揭開傷口上的紗布，醫生小心翼翼地用酒精棉球擦著近 20 厘米長的傷口，此時，我用眼睛見證了事實，我的乳房，沒有了，永遠沒有了！“傷口很好，安心休養。”醫生幹完他的事，囑咐一句，離開了病房。病房恢復了安靜。安靜的病房讓我安靜地思和想……
還是那擲地有聲的四個字—“向死而生”再次給了我解藥，向“死”要生啊！我計劃著出院後第一件要做的事：趕快去學校辦理退休手續，繼而轉換自己學術研究的坐標，弄明白“乳腺癌”這玩意兒；搞清楚我的 HER-2 強陽性的乳腺癌，人可以死于疾病，但不能死于無知；再就自身情況，搞出當下我最優化的治療方案等，我必須跑步進入醫學界。
第二件要做的事：去紅十字會，辦理捐獻眼角膜的手續。早在十年前，我就對家人說過這個願望。人死後，能留兩道光明在人間，繼續看著這個多彩的世界。原本打算 70 歲後再幹的這件事，現在必須提前做了。
第三件要做的事：為 5 個月的小孫子圓圓制作一本《寫真集》，並寫下圓圓成長照片的文字，圖文並茂地留給慢慢長大的圓圓，讓他記住，在這個世界上曾經有一個人在一個特殊的日子里對他說的話。
第四件要做的事：還是想寫寫文字，記下自己一路走來的腳印。能寫多少算多少，發表不發表，無所謂。我一生讀書、寫書、教書，讓寫作陪伴我的生命。
如果上蒼還讓我的生命繼續“讀年”，那就說明我“向死而生”成功了。那我就走出書齋去“布道”，讓天下的女人們少生病，不生病，特別是不生我這種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