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家都在忙著過年的時候，所有的中國人都會迎頭碰上一個詞叫“春晚”，不管你看還是不看，愛看還是不愛看，它就在那里。

　　曾有一個著名的媒體人發微博說:“春晚”辦得太爛了，那麼難看，不如把央視賬上的那筆錢劃出來捐給窮人吧，辦幾個希望小學也是好的。這句話老百姓當然愛聽了，一邊轟“春晚”，一邊用央視的錢做慈善，這是好事啊。

　　我當時就發了一條微博反對這個觀點，我當然不是替“春晚”辯護，我針對的是這個觀點的後半段，這樣做慈善真的有用嗎？

　　我們先來聽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的一個演講吧。周教授告訴我們一個特別奇怪的結論，他說非洲很多國家的農民吃不上飯，往往是因為西方國家大筆的糧食援助。

　　好奇怪啊！你這邊啼饑號寒吃不上飯，我給你飯吃，反而我還害了你？這不是那個誰和呂洞賓的關係嗎？

　　周教授有他的推導過程。一筆援助款來到非洲，靠誰發放？糧食不可能直接進入田間地頭和每家的鍋里，而是需要靠政府機構來發放。可是有些非洲國家的政府機構，無論是管理水平，還是遏制貪污腐敗的能力值得研究。所以，很多來自聯合國的援助糧就被層層的官員瓜分，中飽私囊。

　　可是這些官員要的是這堆糧食嗎？不，他們要的是銀子。所以還得把這批糧食以極低的價格在市場上甩賣掉。可是這樣遭災的就是那些還可以靠辛勤勞作種糧、賣糧維生的非洲土著農民，因為他們的糧食在市場上面對的是那些白來的糧食的競爭，他們怎麼競爭得過？所以這批本來還能活下去的農民，現在也活不下去了，也淪為了赤貧。

　　這就是慈善的難題。正常的商業活動構建和諧社會，是因為每筆交易都是你情我願，大家都很樂呵，所以它是一種財富的正常流動。而慈善不是。慈善是生生地把富人的錢通過某一種社會管道轉移給窮人，而這某一種社會管道，就是容易爆發各種各樣癌變的症結。這些財富是否能夠穿越這個社會管道來到窮人那里呢？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做慈善通常會有兩大難題。

　　第一大難題是：原來窮人社會結構中的缺點能否克制住。比如上面講的貪污腐敗，這個缺點克制不住，對非洲國家援助越多，就會把這些貪官污吏、獨裁者喂養得越肥，繼而他們對國家的控制能力越強，窮人越不得翻身。

　　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家Nancy Qian以及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Nathan Nunn做過一個調查，他們從1972年一直跟蹤到2006年，發現一個國家得到的糧食援助每增加10%，這個國家的暴力動亂程度就會增加1.14%。道理很好理解，因為一個底層的貧民，是沒有辦法直接拿到援助糧的。一部分援助糧被政府官員貪污走，另一部分就是權力大的是哥哥，槍桿子里出政權。那些反政府武裝、遊擊隊，這些有組織的暴力會劫持這些糧食，從而變得更加強大。

　　最典型的就是索馬里，大量的捐助糧都在半途被武裝組織，比如海盜、遊擊隊、反政府武裝劫持。底層老百姓的境況幾乎沒有改善，這就是慈善的一大難處。

　　慈善遇到的另外一個難處就更加麻煩了。窮人們原來的社會結構當中有一些好的因素，而外界大量慈善資源的到來，會破壞這些好的東西，從而讓當地的情況變得嚴重惡化。

　　這就要說到非洲的一個地區——薩赫爾[1]，就是從布基納法索到蘇丹，再到埃塞俄比亞這一帶，也就是農耕和放牧兩個經濟帶結合的地區。由于20世紀西方白人的統治，擾動了當地社會生態，薩赫爾陷入了幾乎是絕望一般的貧窮。

　　發生的機理是什麼呢？又是因為慈善。當年這里主要是法國的殖民地，法國人發現這個地方缺水，就決定用他們的高級技術來解決這個問題——打井。井也便宜，20萬美金一口，打了好幾千口井。

　　原來這一帶的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之間形成了一個共生的生態。遊牧民族走來走去，一旦出現幹旱欠收就賣一些馬匹、皮毛給這些農耕民族，雙方都還活得下去，甚至薩赫爾曾經也是非洲大陸上一個非常強盛的商業帝國。

　　可是這些水井打了之後，情況就變了。因為一口水井可以更多地攫取地下水，這些地下水打上來之後，那些遊牧民族還遊什麼牧呢，他們就不逐水草而居了，轉而盯著這口井開始定居生活。然後發生的就是過度放牧，導致草原更大規模的沙漠化，當地的氣候、生態進一步被破壞掉。最終，這一帶成為非洲最主要的戰亂、饑荒和瘟疫的策源地。

　　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說：“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而我今天要補一句：一輩子做好事，讓好事真的產生好的結果，這才是最難的啊。

　　本文摘自：《邏輯思維》，作者：羅振宇，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