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懷著改變家庭境況的強烈願望，再次向姚啟彬大哥借了1200塊錢，這次我選擇去北京闖蕩。我去北京是有夢想的，就是希望能早日幫家里擺脫窮苦貧困。

　　我是一個粗人，只上到小學四年級。我怕到了北京後賬都算不清，特意跑到歐廟集上花8塊錢買了個計算器。我找到在北京賣鹹菜的一個同學聊天，東拉西扯了半天，就是說不出那句“我想和你去北京搭幫賣鹹菜”的話來。從小父親只會對我說好好上學，聽老師的話，從沒教過我怎麼求人，要我說句求人的話比讓我上天還難。那天我和同學說了一堆閒話後，終于試探著說：“你在北京這兩年發財了吧？我光去山東打工拼死拼活也掙不著仨瓜倆棗……”話還沒說完，同學就聽出我的意思，說：“你想去北京得和你親戚一起去。”當時我想，也是，同行是冤家，非親非故誰願意帶我啊。我想到還有姚興幫大侄子，可以求他幫忙。

　　那時父親去世一年多了，欠下的許多債讓我們的日子仍舊過得捉襟見肘。父親去世後撇下3840塊錢的債。這些錢在別人看來也許不值一提，可對當時的我們家來說，那就是天文數字啊！

　　從我記事起母親就因為我那智障父親，整天哭哭啼啼，沒過上一天安穩日子，最後氣死在她用120斤糧食換來的兩間茅草屋里。我媳婦從小在娘家過慣了衣食無憂的日子，突然來到我們這種環境下生活，那種難受可想而知。有時她也會因為忍受不了而哭泣，我心如刀絞，只能勸她說：“不哭不哭，今後我會加倍努力幹活，讓你過上好日子！”

　　那年大兒子姚國慶剛滿3周歲，家里沒錢給孩子買水果吃，只好盛兩瓢麥子和人家去兌換。那時賣西瓜的都開一輛手扶拖拉機，兒子聽到外邊拖拉機的響聲，就會興高採烈地跑到灶屋的鍋臺上，拿起切面條的老切刀去和人家換西瓜。賣西瓜的看著這個可愛又可憐的小孩兒，便大大方方地給他抱了一個大西瓜！

　　父親去世時我們欠下一大筆醫藥費，有一天，債主找上門來。媳婦急得抱頭大哭，我上前勸說：“別哭了，明天我就騎車去咱們楊廟中學教學樓工地幹活去。”

　　我在家鄉楊廟中學建教學樓，一天10塊錢的工資，只管一頓中午飯。工地食堂的菜每天除了冬瓜沒有別的，我就把家里腌的半壇子鹹蒜瓣拿去分給大家吃。

　　有一天中午，村里幾個年輕人到工地樓頂上看人幹活，姚興幫大侄子說我：“你怎麼在這里幹活呀，這麼熱的天能掙幾個錢！起三更爬半夜，活那麼累人，整天爬高上低也危險，等到收完莊稼去北京做點小買賣吧！”

　　想到這里，我心里有了主意，就盼著去他家碰碰運氣了。第二天，我強打著精神趁著天剛黑，走到他們家門口。我仔細一聽，爺兒倆還在吃飯呢。我猶豫了，在他家門前緊七步慢八步地走走回回，要是有人看見一定會罵道：“你看他那杵窩子的勁兒！肩膀上扛個腦袋就想去北京，他要能去，傻子都能去了！”

　　當時，我在威海的被子、工具都帶回來了，已經沒有了退路。我心一橫，推開了姚啟德大哥家的門，姚興幫大侄子看到是我，喜笑顏開地說：“是二叔啊，您吃過飯了嗎？這還有酒菜，再喝兩盅吧！”我回答道：“我已經吃了，今天我家吃飯早，吃得也簡單，吃過了。”姚啟德大哥問我：“扛事，你今晚來有事嗎？”我嘿嘿地傻笑兩聲，半天才擠出一句話：“我想和興幫大侄子一起去北京賣鹹菜好不好？”說著心里也犯嘀咕，這不是臨死打呵欠—瞎張嘴嗎？

　　沒想到他們爺兒倆竟然異口同聲地說：“行呀！”我那熱心的姚興幫大侄子又補充一句：“等秋收農活忙完了，咱們一塊兒去！”我當時高興得恨不得一下子回到家告訴媳婦這個好消息！回來的路上姚興幫大侄子的話還在我的腦海里徘徊：你在北京找到一個好攤位，比在楊廟蓋教學樓當工人強多了。你到北京先在六里橋打幾天遊擊，先這麼幹著，以後慢慢再想別的招！

　　我揣著興奮一口氣跑到家，大聲和媳婦說：“我要去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