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資訊】

　　書名：《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作者：孫隆基

　　書號：978-7-5086-5321-1

　　定價：68.00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時間：2015年11月10日

　　關鍵詞：中國人 中國文化 國民性 劣根性 超穩定 個人 權威主義

　　【內容簡介】

　　孫隆基先生把中國上下三千年當做一個“長時段”，用結構觀念——針對特定範圍的一種共時性設定——來研究中國歷史和這種歷史延續所生成的文化特徵。創造性地運用“良知系統”“身體化”“和合性”等概念來總結中國文化中對“人”的設計和“二人”關係，並進一步延伸至對個體與社會關係、國家與社會關係，國家對世界態度的分析與概括。其匠心獨運之處在於，不是泛泛地羅列出這個民族的國民的劣根性，然後提出老生常談的補救之道，而是用近乎千刀萬剮的切割，給人以深處其間而欲全力掙脫的濃烈感覺，從而達到文化批判的深遠訴求。

　　【作者簡介】

　　孫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於重慶，在香港長大，在臺灣受大學教育，獲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後赴美國深造，于明尼蘇達大學專攻俄國史，獲碩士學位，轉赴斯坦福大學專攻東亞史(期間並在上海復旦大學進修一年)，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加拿大等多所大學任教。重要著作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歷史學家的經線：歷史心理文集》《未斷奶的民族》《美國的弒母文化：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新世界史》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

　　【編輯推薦】

　　◎ 80年代的傳奇暢銷書，匠心獨運的文化批判，風靡一時，影響一代知識分子。

　　◎研究針對長時段的文化深層結構，運用結構主義方法，是理性、經典的文化研究成果，結論長期有效，不會過時。

　　◎ “硬心腸”的民族“劣根性”反思。結論是：中國人“心”發達于“腦”，但“心”並沒有表現為個人的熱情，反而化為鎮止個人熱情的社會化“人情”。所以，在中國人之間理性精神和個人熱情雙雙不發達。

　　◎ 諸多對中國人文化特徵的總結性金句，一針見血，直指人心。

　　【評論】

　　我至今還保留著那份《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複印件，書角已經捲起，字跡模糊，不知道已經是原本的第幾代孫，上面還佈滿了各色各樣的手印、油跡和警句式的批註——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人曾經向我借閱過。

　　——許紀霖

　　説起《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當年我只拿到十多頁該“書”的詳細目錄，就“如獲至寶”。那時我是一個鄉村中學的教師，不容易得到全本。

　　——傅國涌

　　【目錄】

　　新千年版序

　　修訂版序

　　第一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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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導論

　　（一）試從一個新的角度看中國文化

　　（二）“良知系統”與“深層結構”

　　（三）中國歷史形態的超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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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中國人的“良知系統”

　　（一）中國文化對“人”的設計

　　（二）“身體化”的傾向

　　（三）中國人的“人心”邏輯

　　（四）“心”對“身”的照顧

　　（五）“心”對“身”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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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二人”關係

　　（一）中國人的“和合性”

　　（二）他制他律的人格

　　（三）中國人的代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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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中國人的“個體”

　　（一）“社會”對“個人”的權威主義籠罩

　　（二）自我壓縮的人格

　　（三）“個人”的不發展

　　（四）不發展的“個人”對別人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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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國家與社會

　　（一）中國式的專制主義

　　（二）“大一統”的傾向

　　（三）“小國寡民”的傾向

　　（四）平均主義的傾向

　　（五）特殊化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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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對待世界的態度

　　（一）鎖國心態

　　（二）中國人的現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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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現代”中國人政治行為的“文法”規則

　　（一）代際的政治關係

　　（二）“外抗強權”與“內除國賊”的關係

　　（三）“團結”與“鬥爭”的關係

　　（四）“天下大治”與“天下大亂”的關係

　　（五）“廣開言路”與“壅塞防川”的關係

　　（六）“土”與“洋”的關係

　　（七）“鎖國”與“開國”的關係

　　【文摘】

　　金句摘錄

　　1．傳統中國那種必須由“家”去定義個人的情形，在新中國成立後，就擴充為由“國家”去定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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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國式的烹調術是用“合二為一”的原理去製造“味”的。中國人的“人情味”也是用同樣的原理産生的，亦即是時我之中有你，你之中有我。因此，中國人對“人”的定義就是“仁者，人也”，亦即必須用“二人”才能去定義任何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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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國人自我壓縮的人格，既然認為公然地保障自己的權益是不合法的，因此對讓別人佔便宜的容忍度就比較大，對受別人利用、擺布與控制的敏感度就會比較低。而且，還往往會縱容與姑息不合理的事情，讓他們繼續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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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國人避免對抗的心理看，使統治者對任何敢於起來反抗的人都能輕而易舉地冠以“破壞安定”的罪名。中國人嚮往“在一起”的傾向，也使統治者容易對任何持不同意見者搬用“破壞團結”這頂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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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中國人政教混同的權力結構底下，是不能有“公”與“私”之分的，因為它除了在國法的範圍內管理老百姓外，還要越出這個範圍去管理他們的“良知”。在具有政教之爭背景的西方，就很難出現這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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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政府當局儘量不讓老百姓去知道、去接觸、去理解幹部們才有資格去知道的事物。這種措施背後的邏輯似乎是：幹部是“成人”，因此自然可以去做一些“成人”之事；老百姓是被“教養”的對象，因此自然不該去接觸“兒童不宜”之事。將民眾“兒童化”，是中國統治者“弱民之術”的一個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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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兩千多年來，中國在大一統帝國的巨傘底下，其實也存在著支離破碎的所謂“封建”勢力。然而，中央政府卻設計出一套文官的選拔制度，把地方的鄉紳勢力“幹部化”。地方勢力一旦被中央文官體制“幹部化”了之後，遂不期然地産生了一種“天下觀”，是他們以治理整個帝國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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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千年版序

　　下筆寫這篇序言時，《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已經有二十年的生命了。二十年的時段是可以用來定義一整個“代”的。因此，當我重新打開這本書的時候，恍如再次閱讀一部陳年的日記，裏面的思想情愫既曾相識又備感陌生。書中提到的“文革”及其餘緒，對國內的讀者來説，恐怕也會引起既曾相識又感覺陌生的感受。

　　然而，這本書等了二十年才有機會在國內出版。國內的氣氛已經和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但這次應三輝圖書之邀，為了和國內的讀者見面，仍有將該書做技術性修改的必要。因此，它與1990年的“最新修訂版”不盡相同，而後者與1983年的原版的差距更大。這段變化有必要向今日的讀者交代。

　　對國內的讀者來説，本書雖然姍姍來遲，但上面提及的問題卻仍然存在：它賴以立論的陳年舊事，如今是否只剩下了紀念的價值?書中反覆論述的“深層結構”，是否已經失去“時效”?既考慮“時效”，有否基本上推翻了所謂不變的結構之命題?

　　在這個序言中，作者得面對這些問題。首先，我必須對“深層結構”這個概念予以進一步的澄清。這個概念的運用並非指中國歷史從無出現變化，而是辨認中國歷史上由古至今比較穩定的某些規律，它們是使“中國”在歷經變化後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認同的因素。因此，它可以比擬作河床的底部岩層，縱使河流本身是“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顯然，在歷史思考中應用“結構”這個概念，不該是用來論證黑格爾哲學傳統裏“東方社會”或者“亞細亞生産方式”這類先天上固定的本質。它應該是用來指示某一個歷史時段內相對穩定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之間又出現相互聯繫性，可以讓我們用“結構”的概念去綜括之。“歷史”本身就代表變化，沒有概念的魔術師能改變這個事實，然則，歷史如何被“結構”這個觀念取消呢?

　　用結構觀念研究歷史的佼佼者是法國年鑒學派的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他用史料論證：在整個16世紀，地中海地區的人地關係呈現出一個相對穩定的“結構”，這個結構既不同於15世紀也有異於17世紀，自然也使它不同於其他地區。但這個16世紀只是一個“時段”，如果我們想論證地中海這個大區在整個近代初期都具自身特色，令它與其他地區判然有別，我們不妨把“時段”拉長，進一步探討該區在15、16、17世紀這三個時段間的共同關聯性，歸納出這個更長“時段”裏的相對穩定的因素。如果我們想論證地中海區由古至今都有自身的特色，在理論上是可以設想一個極長“時段”作為操作單位的。

　　當然，把中國上下三千年當作一個“長時段”的，並無人嘗試過。它是否為人接受，該視其有否説服力，而不該是理論上的一種絕無可能性。從理論上對它做出本能式的排斥者，是出於把歷史時序和邏輯時序兩者混淆。

　　這個混淆，也出現在歷史學是否可以像自然科學般做出預測的論爭裏。歷來都有人具歷史學可以預測未來的信念，但他們是混淆了兩種時序。自然科學式“預測”所賴的因果關係是出現在邏輯時序中的。例如説，1605年英國天主教徒在國會的地道中埋藏炸藥行刺整個王室的案件，如果得逞，造成劃時代的大案，我們該如何做出因果關係的解釋呢?物理學家會説導因是火柴，化學家會説導因是火藥，而歷史學家如果也想訴諸自然科學式的因果律，則會考察人文因素：有些史家會説導因是宗教改革後英國的國教政策，而馬克思主義史家會認為是封建殘余對新興資産階級的反撲，其之所以失敗亦有其“必然性”。無論如何，如果這幾種説法都設定在任何時空底下凡出現相同的因就會有同樣的果，其解釋的架構都是邏輯性的，是超越任何特定時空的因果關係之先後排列。

　　但是，職業歷史學家所處理之對象無一例外是獨一無二的歷史時序(historical timeline)：它是必須標明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人物的敘事形式。這個時序——典型的例子是五經中的《春秋》——只是在時間中發生的事件的一個進程，並沒有普遍性的意義。但歷史學家如果要解釋某一事故的“前因後果”，就必須把該特殊事故納入上述那種具普遍意義的因果律的框架中。也因為如此，歷史學家只能“解釋”已經發生的，而不能預測未來。他如果把獨一無二的歷史時序和因果關係的邏輯時序混淆的話，則會把自己變成“靈媒”，亦即是在某一特殊時地的事故發生後，去預測另一個特殊時地的事故必然會隨著發生，而其假冒的邏輯必然性則會墮落為活神仙式的“宿命論”。

　　本書中談的“深層結構”顯然並非歷史時序，但也不屬於普遍適用於任何時空的因果關係範圍，確切一點，該説是一種針對特定範圍——中國——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設定。書中無疑舉了許多歷史例證，但是處理方式並不同於一般職業歷史學家，而是把它們歸入我所謂的“表層結構”現象，亦即是屬於特殊性領域。書中的“深層結構”概念既然是一種相對穩定性的設定，而不是一種“亞細亞”式的先天不變性，因此，並不存在它是否在“將來”甚至在“現在”會遭改變的問題。

　　“深層結構”在理論上是可以被全面解構的。但我既然是把它設定為“中國”在歷經變化後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認同的因素，因此，在可見的將來，仍預想這個相對穩定性的某一程度之持續。有了這個新的體會，才為新千年版寫出如下的新結論：

　　在本書裏，中國文化以十分負面的形象出現，那是因為它被放置入一個由他人締造的“現代”世局中，一切條件對它來説都是不利的，用來衡量它的所有標準也必然是異化的。但這個“現代化”該不斷被重新定義。中國文化的“文法”規則能否在新的世局裏創造出簇新的佳句妙句，我們將拭目以待。

　　我充分理會到這個結論與本書的基調之間會産生極大的不協調。

　　這就牽涉到本書是否已失去“時效”的另一種顧慮。既雲作者“重新打開這本書的時候，恍如再次閱讀一部陳年的日記，裏面的思想情愫既曾相識又備感陌生”，那麼，它的看法是否充滿偶然性，只反映作者某個時期的思想，而如今已時過境遷?

　　的確，讀者會感到本書的行文是熾熱的，但不是熾熱的愛國主義，而是對自身文化的一種接近白熱化的反感。這種反感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於由它啟發的文化批判遠遠超出一般的國民性批判。本書的特點，正在於它不是泛泛地羅列幾項或十來項國民的“劣根性”然後提出老生常談的補救之道，而是近乎千刀萬剮式的切割。這個濃烈的感覺，是只有身處其中而又想全力地掙脫出來才會有的感覺。如今，作者已經居美三十餘年，去國已久，縱使分析能力遠勝於前，但已經沒有了當時的心境，因此無可能再寫出二十年前的東西。

　　在這裡，又回到本書是否已失去“時效”的顧慮。要消弭這重顧慮，作者提出一個不尋常的解答：具有永久性價值的觀點，往往是由獨異的角度出發的。這種獨異角度不只是由獨異的人提出，而多半由一個人生中出現某些時刻的獨異條件所提供。因此，這些時刻雖然短暫，這些條件縱使不會重現，卻並不意味它們的結晶之價值也是短暫的。相反地，這個結晶應該屬於珍禽異葩一類才對。

　　關於我個人的獨異性(亦算是毛病)，或許可簡括為“最高叛國罪”症候群。自從成為美國公民以後，我就一直在從事美國文化的批判，而且也是細微末節地批深批透。這個已經進行了十年以上的寫作計劃曰“弒母的文化”，請讀者拭目以待。

　　2003年12月11日

　　寫于美國佛羅裏達州新斯牟爾納海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