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西文學家考錄》

　　在中華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宋代文化絕對是一枝艷麗的奇葩。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就曾説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從地域來看，在宋代文化中，江西無疑是一個重要區域。經過東晉至隋唐五代數百年的醞釀，江西文化到了兩宋時期得到迅猛發展。在“唐宋八大家”的“宋六家”中，江西就佔了三家（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與四川平分秋色。其實，早在北宋時期，江西文化的繁盛，就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歐陽修就曾發出“區區彼江西，其産多材賢”的感嘆。南宋李傳道在為楊萬里所作謚告中説：“竊觀國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眾者。”

　　對這一“江西文化現象”，宋人倪樸在《筠州投雷教授書》中有過詳細敘述，他説：

　　大江之西，國朝以來異人輩出，人物之盛甲于東南。廬陵歐陽公首以古學為天下倡……而後宋之文超漢軼唐，粹然為一王法，則歐陽公實啟之也……江西蓋多士矣。

　　黃次山在南宋紹興十年（1140）撰寫的《重刻臨川文集序》中，也曾論及了江西地域文化現象：“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

　　對這一地域文化現象的關注，雖始於宋，但是宋以後的學者對此也多有繼承，其中最為著名的一個觀點當屬清人李纮在《南園答問》中的一段話：

　　宋興百年，文章楛窳，歐陽公奮興，然後沛然復古，並轡絕馳，直追韓愈，探大道之根源，作斯文之宗主，獨立一代，高視六宇，不特吳、越所絕無，蓋寰瀛所希睹也。……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鑒佳篇，十居其五。

　　那麼，兩宋時期，地處江南的江西，何以成為文化昌盛之地呢？洪邁在其《容齋四筆》中，曾引吳孝宗《余幹縣學記》雲：“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吳孝宗在《余幹縣學記》中，還以饒州為例，分析了“人才之盛”的原因：“蓋饒之為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其美如此。”饒州這種現象，也可看成是江西的縮影。

　　在中國當代社會背景下，地域文化研究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宋代江西文化的興盛，激起很多學者的關注和思考。夏漢寧先生等著的《宋代江西文學家考錄》（以下簡稱《考錄》。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對宋代江西文學家進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發掘。這部著作集學術性、實用性于一體，是迄今為止一部最全面、最系統地反映宋代江西文學家全貌的專著。

　　《考錄》以《全宋詩》及《全宋詩訂補》、《全宋詞》及《全宋詞補輯》、《全宋文》（以下簡稱“三全”）等大型宋代文獻總集為數據來源，並爬梳歷代文獻，共考錄江西作者約1362人，寓居此地的作者約67人。這1400余名文學家，既包括有作品被收入“三全”的作者，也包括有作品傳世而“三全”未收之作者，以及雖無作品傳世、然有文學成就記載見諸史籍文獻者。凡舊説有誤者正之，文獻不足者闕之，異説可參者並存之，體現出嚴謹的學術態度與紮實的學術功底。

　　在詳細而週密的考證基礎上，《考錄》還對文學家及其家族的地理分佈進行了細緻的統計，並製作出詳細列表，置於附錄。這是宋代文學地理的一項重要實證研究成果。該書《序言》還以考錄結果及統計數據為依據，對江西文學家的地理分佈的特點、成因進行了精要的總結與深入的分析，從中發現以鄱陽湖地域為核心、全面輻射的分佈格局，並指出這種分佈格局的形成與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北民南遷有重要因果關係。交通便利，社會安定，農業、手工業發達，人口眾多，學校、書院林立，科舉發達成為江西文學在兩宋崛起的重要經濟基礎和文化土壤；江西籍文化人如晏殊、王安石、洪適、周必大、江萬里、文天祥等進入統治集團，為江西文學人才脫穎而出提供了機遇；此外，分佈格局的形成，還與鄱陽湖上接長江、下通江西“五河”的特殊地理位置有重要關係。

　　總之，《考錄》既有微觀的歷史考證，也有宏觀的文化解析，既有全國性的視野，又有地域性的眼光，為解析江西地域文化提供了紮實的資料。 （作者 江西南昌青山湖區文化館館長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