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棗隨筆選》 張棗著/顏煉軍編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4月

　　張棗（1962-2010），詩人。曾常年旅居德國。後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學，著有詩集《春秋來信》等。

　　□書評人 張光昕

　　《張棗隨筆選》的出版，與其説是一次追加的秘密慶典，不如説，是詩人從他過早搭乘的那節地鐵車廂裏重新走了出來。為了恢復宇宙內部那個似是而非的正常編碼，他要去趕赴一場與母語的約會：是啊，我又來了。

　　信奉詩歌“一句頂一萬句”的詩人張棗，在生前留下的散文作品可謂鳳毛麟角。直到將這個精緻的選本拿在手中，翻開它黑芝麻糊色的封皮（印有張棗喜愛的梅花）那一刻，撲面而來的，是多年前他帶進中央民族大學文華樓裏一絲德國煙草的迷人味道。本書中絕大多數課堂講稿正是在這種氣味中落成。這個頑皮的導師，一邊驕傲地吐著煙圈，一邊揚言，要撬開每一位學生緊閉的嘴，要讓每個人發出自己的聲音。

　　多年以後，我們這些在他眼中羞怯而執著的乖孩子，從詩人的課堂錄音裏整理出了它們，在這個不斷丟失的時代裏，我們是否在那疊遲到的文字中，挽留住了些許美好的瞬間和表情？魯迅、聞一多、艾略特、龐德、葉芝……這些張棗隨身攜帶的老朋友，在我們端坐的斗室裏進進出出，淩空飄蕩。我們清楚，一隻“發甜的老虎”正安臥在我們面前，他發出不可抗拒的溫柔咆哮，教會我們認識詩歌，引誘我們開口朗讀，讓我們“住到一個新奇的節奏裏”（張棗《枯坐》）。“心如獅子”的詩人，對著一張白紙發誓，他要讓一冊薄薄的《野草》，像啄木鳥那樣掀翻新詩史的番茄地。

　　那座吸入詩人氣味的、凱旋門似的多孔建築，卻在另一個冬日的上午，執行了它相反的使命：它用一部從13層緩緩下降的電梯，在大雪中送走了一個頭戴貝雷帽、步履蹣跚的幹咳病人，一個當代中國的荷爾德林。那個消失在西門的詩人，是拐入了熱氣騰騰的米粉店？還是鑽進了一輛計程車？或是折回13層，變成他信箱裏那朵垂首、美麗的小花？我們都不得而知。詩人勸走了護送他的人，他要將孤獨和桀驁進行到底：這個必死的、矛盾的測量員，他返回了圖賓根，帶著他孔雀開屏般的肺。然而，所有讀過張棗作品的人們和接受他啟迪的學生都寧願相信，在祖國最慵懶閒散的校園裏，在北京最性感妖嬈的西門小吃街上，有個孩童一直在尋找一枚丟失的“綠扣子”，那顆“永恒的小贅物”（張棗《春秋來信》）。

　　張棗的“綠扣子”一度溜出了他的祖國，在西洋輾轉了21載光陰。“住在德國，生活是枯燥的，尤其到了冬末，靜雪覆路，室內映著虛白的光，人會萌生‘紅泥小火爐……能飲一杯無？’的懷想。”這個對流亡曾經的贊成者和後來的膩煩者，在國外度過的若干向左漂移的歲月裏，只能將孤獨和酒精擁在心口，飲下千年的啤酒沫和雲中的萬古愁。比起那種無邊的寂靜，永不停息的“綠扣子”決定回到漢語的搖籃裏，它終於讓張棗告別孤獨堡，引薦他踏上望京新城的一片快活的解放區。這個遠離德意志和民大西門的京城東北角，是張棗歸國後常去的地方，詩人在那重拾了他久違的熱鬧和午夜的補飲。

　　對於張棗來説，散文似乎是對詩歌的補飲。他在詩歌的終點處眺望著另一些文字：散文詩、序跋、演講稿、課堂講稿、訪談和譯文。它們並非詩人著意為之，且體態駁雜，卻在一處詩意的磁場中，被整齊地排列在滿懷期待的讀者面前，“從枯坐開始，到悠遠裏結尾”。讓駐足在詩歌西門口的我們，在被廢黜的紅綠燈下，泅渡過秩序的斑馬線，如同登上一株松木梯子到了雲間，到街對面散文的奶茶店裏去“喝一種/説不出口的沁甜”（張棗《枯坐》），那裏滿是漂亮姑娘。

　　這株梯子，也同時將沁甜搭進了這冊令我們愛不釋手的小書裏，將那枚“綠扣子”招惹進來，看它如何用一種活潑、逶迤的軌跡，展示出詩人力圖實現的那種“百分之三百”的精確性。這種精確性的達成，必須是補飲的結果，在酣醉中求取難得的清醒。在以詩歌為珍貴元音的張棗那裏，散文是他歷久不散、回味無窮的輔音——元音永恒的小贅物。它煥發著詩意巨大的繁殖力，亮出張棗的浪費美學，詩人的離心之蜜。

　　《張棗隨筆選》在他高度凝練的詩歌之外釀製了這種離心之蜜，以供我們凝神補飲。在優雅的離心運動中厘定了一種向心的甜：詩歌應該做點別的，做那些最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