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近出版的《民國的憂傷》（東方出版社出版）中，祝勇説：“從晚清到民初，我試圖通過自己的寫作證明‘光明之子’心中的理想國在晚清以來中國歷史中的貫穿性意義。”

　　《民國的憂傷》中，眾多歷史人物馳騁其中，穿插交織成一幅民國傳奇人物志：精於算計、起于革新止于復辟，終於難逃宿命的袁世凱；海內外交遊廣泛因袁世凱而為總理又因其而倉惶出走的唐紹儀；才華橫溢，卻對現實世界的黑暗嚴重估計不足的宋教仁；以文字之力推動中國歷史進程的梁啟超；在虛妄絕望中默默抄著古碑的“老青年”周樹人；從“好人政治”到推進制度變革的胡適；始終以“革命者”自居的蔣介石……

　　在本書的開頭作者即寫道：“唐紹儀決定出走。作出這個決定之後，唐紹儀沒有猶豫。他乾淨利索地換上便裝，沒有通知任何人，只帶兩三個隨從，走出麻線衚同3號的宅院。衚同彷彿麻線，把他的心緊緊纏住。他的心裏很悶，想擺脫那些麻線的糾纏……”歷史學者對這樣的敘事顯然是不能茍同的，但作者以如此筆法，明顯是想用文學筆觸還原真實厚重的歷史人物。

　　如，該書在講述推動內閣制第一人宋教仁的時候這樣説：宋教仁在被刺幾日前，譚人鳳、陳其美以及《民立報》的記者徐血兒都曾提醒其有關暗殺的消息，但是宋教仁不以為意，他認為這是謠言：“光天化日之政治競爭，豈容由此卑鄙殘忍之手段？”他還説：“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並力赴之。”尤其在其被刺將亡之時，他極為痛苦，告知于右任三事：“一是，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是，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後，請克強與公及諸古人為我照料；三是，我為調和南北事費勁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這樣臨終遺言，讓人潸然淚下。這樣慘澹的心態，更讓人感慨不已！故後人讚其赤子之心。然祝勇把他放在大環境中考量，他不僅過於天真、純真——身處於大變革之濁世中，不知世界之黑暗、社會之險惡，竟如此盲目樂觀，不但對自己毫不負責任，對其理想與事業亦是不負責任的。

　　哲學家尼布爾曾把宋教仁這類人稱為“光明之子”。他認為，是這樣的人創造了世界，然而他們卻不能清醒地理解和應對黑暗，對於人性的弱點、社會的黑暗認識尤為不足。在他眼裏“光明之子”如宋教仁者，不僅要敢於鬥爭，更要善於鬥爭。

　　祝勇在該書也寫出了這位“光明之子”的局限。他説：“人的現代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與制度的現代化未必同步。宋教仁低估了他所面對的現實，沒有必要的對策，也不懂‘韌的戰鬥’。一粒子彈，只要一粒子彈，就可以打垮他的全部理想。”同樣，在第一章《迷宮》中，作者在寫唐紹儀出走後，亦不無感慨地説：“他的出走在政治版圖上形成的缺口，在他身後迅速地合攏了。蜂擁而至的政客，擋住了唐紹儀瘦小的身軀，在崇尚實力（暴力）的民國，心存憲政夢想的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這樣的思想火花可以作為本書的注腳，足以看到作者行文之中的精神。讓人難免去思索：民國傳奇中的一個個鮮活個體到底“失”在何處？那些唯知爭權的政客到底為何在歷史舞臺上粉墨登場？

　　作者以文學的手法、思想性的表述，回顧波瀾壯闊、雲波詭譎的民國傳奇。甚至，作者面對一個個被誤讀的歷史人物、充滿理想的高貴人物，在行文中或多或少地都會把個人理想、內心願景投射到他們身上。或許，這種強烈的個人傾向在一定程度上修飾了他對於歷史的陳述。即使如此，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歷史寫作的探索呢？

　　民國迷局的探究遠未抵達終點。所以他在該書的最後一章，用《傳奇未完》作為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