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資訊】

　　作 者：李懷宇 著

　　出 版 社：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2013-6-1

　　【作者簡介】

　　李懷宇，1976年生於廣東澄海。傳媒人，多年從事知識人的訪談和研究。作品有《訪問歷史》、《知識人》、《知人論世》、《訪問時代》等。

　　【內容簡介】

　　上個世紀的中國，歷經一波波戰火的蹂躪與政治的動蕩，許多華人被迫遠渡重洋，在異鄉找尋避風港。尤其美國東岸，不僅是政治中心與財經重鎮，更是常春藤名校雲集的人文薈萃之所，一向吸引許多華人菁英在此處落腳。他們之中不乏舉國聞名的學者、權傾一時的政客，以及名門世家的子弟和初出茅廬的學子。因緣際會下，他們打破階級的藩籬，譜出一段段患難中的情誼，也共同在他鄉為自己留下歷史的告白，在異國的土壤播撒故國文化的種子，在海外耕耘出一片成果豐碩的文化園地。

　　本書作者特別遠赴美東，走訪十二位海外名家，倘佯于哈佛等名校優美的景致中，在平易近人的笑談中，傾聽他們暢談人生與創作生涯，並藉由他們的親身經歷，評點過往的風雲人物、雅事趣談，細數一頁頁風卷殘雲的往事。

　　【目錄】

　　自序

　　余英時：知人論世

　　張 灝：探索時代

　　唐德剛：歷史三峽

　　夏志清：重評小説

　　張充和：古色今香

　　孫康宜：文學虔誠

　　趙如蘭：康橋新語

　　林同奇：哈佛潛學

　　董鼎山：紐約夢尋

　　王鼎鈞：通達文章

　　巫寧坤：受難心史

　　劉再復：悟證人間

　　後記

　　簡體版後記

　　【書摘】

　　個人的“小資産階級溫情主義”戰勝了革命理想

　　1950年元月初，余英時到香港探望父親和繼母。余協中原來在瀋陽辦中正大學時，曾決定請錢穆去教書，錢先生當時答應了，後來沒有去成。余英時到了香港以後，余協中説：“錢穆先生現在這兒辦新亞書院，我送你去唸書吧。”當時新亞書院就是一個普通樓房的兩層。余英時去考試時，錢穆親自出來主持，只叫余英時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志願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後，錢穆當場看了余英時的中文試卷，接著又看英文試卷，馬上決定錄取。

　　錢穆那時候心情不好，教書也沒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臺灣找經費。學生的學費都交不起，後來余英時的成績比較好，算是免費的。老師們非常艱苦，就靠自己寫稿。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熱，錢穆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余英時去看他：“有什麼事要我幫您做嗎？”錢穆説：“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余英時便去商務印書館買了一部來。余英時回來的時候，錢穆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余英時猶豫不定，還是決定回北京。他説：“我也不喜歡香港的殖民地生活，雖然我已經在新亞書院念了一學期，還是覺得在燕京大學好，因為在香港我不知將來幹什麼。”這一年夏天，余英時坐上開往大陸的火車，過了香港不久，車到東莞石龍，停了三四個小時，他的內心經歷了一場搏鬥：“我是跟我父母呢，還是回北京？後來考慮到父親年紀大了，弟弟還小，也沒有人照顧。我想中國人多得很，多我一個少我一個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戰之下，最後決定還是回香港，主要還不是政治考慮，是個人的‘小資産階級溫情主義’戰勝了革命理想。”火車到了廣州，形勢緊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隨便回去，余英時就找到一個所謂“黃牛”，私下給了大概一百港幣，順利回到了香港，不復北上。

　　從此，余英時決心在新亞書院讀書。1951年冬天，錢穆去了臺北。1952年4月發生了在聯合國中國同志會演講而禮堂倒塌的事件，使錢穆頭破血流，昏迷了兩三天，幾乎死去，有一段時間在臺北養傷。等到1952年６月，余英時畢業的時候，錢穆還在養傷，到秋天才回來。畢業以後，余英時反倒跟錢穆談得多一點。“我跟錢先生談的都是怎麼研究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史。他是學與思並重，是學者也是思想家。”

　　有時候，余英時的父母請錢穆到海濱去喝茶，常常談一天。錢穆《師友雜憶》的那些故事，余英時從那時候就聽起了，也勸他寫下來。“他的記憶力非常了不得，晚年眼睛瞎了，就靠回憶，這些東西大體上去查證，都很準確，次序井然。有一次講胡適在北大為了蒙文通的事情，跟他談到中午，胡適要解聘蒙文通，錢先生不贊成。後來我在胡適日記裏一查，確實如此。有些抗戰時的事情，我查了吳宓日記，也是相當準確。他有些話很有意思：人的記憶才是他的真生命。真生命才能記得，如果忘了，就不是在生命裏很重要的。”

　　1953年，錢穆得到亞洲基金會的資助，在九龍太子道租了一層樓創辦研究所，這是新亞研究所的前身。當時只有幾個研究生，余英時也在其中。進入新亞書院以後，余英時就決定將來研究中國史。他也唸有關西方的東西，當時就感覺到不能光看中國的東西，要有比較世界性的眼光，對西方的歷史思想，後來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慮。“不過我最早很注重社會史，甚至經濟史，我不信經濟基礎決定一切，想自己另作研究，早期的作品反映了這一點。我一方面接受傳統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始終沒有放棄對西方文化與歷史的求知慾望，依舊希望以西方為對照，以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特性所在。”

　　錢穆創辦新亞書院為故國文化延續了一脈香火。在錢穆逝世後，余英時將紀念錢穆的文章結整合《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一書。以余英時的專著而言，標舉歷史人物大名者還有多本：《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朱熹的歷史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重尋胡適歷程》。這些著作的重心實則投注在這些人物所處的時代。余英時在談新亞書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亞學規》：“中國宋代的書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現代的大學教育是課程中心的。我們書院精神是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的。”或許可以由此看出余英時治學中的一些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