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6年，《萌芽》雜誌邁入第60個年頭。7月號的《萌芽》推出了六十週年特刊，共144頁。特刊收入了1981年巴金為《萌芽》復刊所寫的寄語，在巴老看來“有勇氣，有良心，有才華，有責任感”是年輕作家的方向。巴老在30多年前對年輕作家的期待，即便放在現在也不過時。澎湃新聞經《萌芽》雜誌授權刊登該文。

　　忙於拍電影的韓寒也為此次的特刊寫了篇短文，文中他提起幾個月前回到巨鹿路上海作協時的情景：“我走上樓，站在幾萬封新概念作文比賽的來稿邊，恍若隔世。我覺得每一封信後面都有一個我少年時那樣的人，等著自己的文字閃光。”

　　7月號的《萌芽》

　　《萌芽》復刊，主編同志要我講幾句話。倘使我沒有記錯，《萌芽》創刊時我曾寫過短文表示我的祝賀和期望，但現在不需要我出來講什麼了。前些時候我的家鄉成都要創刊一種叫做《青年作家》的雜誌，有人來向我徵求意見。我説，我接觸過一些青年作家，現在並不是我們帶著他們，扶他們緩緩前進，應當是他們推開我們，把我們甩在後頭。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這個説法。但是今天我仍然堅持我的主張。我不大喜歡“培養”、“接班”這一類字眼，我也不喜歡“老作家”這樣的稱呼。在國外好像沒有人用這種稱呼。作家就是作家嘛，他靠作品而存在，不能靠資格活下去。作家是職業，不是官職。只要手裏捏著筆，他可以寫到死。只要有人讀他的書，誰也不能強迫他擱筆。但是作家多年不寫文章，他就會被讀者忘記。既然稱“老”，不管是“衰老”，還是“老朽”，都得退休。所以有人抱怨“老”作家霸佔著席位，新作家起不來。還有人抱怨“老”作家不肯帶徒弟培養新人。我看問題還是出在“老”字上。我建議取消這頂帽子。我們生活在九億人口的大國，就只有寥寥可數的少數作家，空著的席位多得很，談不到誰霸佔誰的席位。只要讀者接受你的作品，你就可以大步走進“文壇”，那麼多的空席位任你挑選。培養作家的是生活，養活作家的是讀者，我始終這樣想。

　　我也不贊成“帶徒弟”的説法。作家不是溫室裏的花朵。他是在生活中間鍛鍊成長的，每個作家有他自己的生活經驗，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別人不能代替他感受，也不能替他出主意怎樣下筆。別人能替作者改動的只是錯別字和文法不通順的字句。

　　這種事情文學出版社和期刊的編輯做得比“老”作家更好。拿我來説吧，我一九二八年從法國把第一部小説《滅亡》寄給上海朋友，原稿上還有些別字。我並不認識葉聖陶同志，更沒有想到在《小説月報》上發表作品。聖陶同志把我的小説拿去發表，絕不是看上了那些錯別字，而是為了小説的內容，為了小説中人物的命運。

　　我當時還不能駕馭文字，也不想“進入”文壇。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文學家”，我一再聲明自己只是一個“客串”。但是我描寫、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表達我的思想感情，用筆作武器進行鬥爭，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我要進行戰鬥，就不肯放下我的筆，我只好在創作實踐中不斷學習。凡是對我寫作有用的我都學。我學會了少寫別字，少説廢話。

　　巴金

　　我沒有才華，也不會玩弄技巧，我寫作一方面靠辛勤勞動，另一方面靠生活中的愛憎。我希望我的文章起較大的作用，打動更多人的心，我盡全力把故事講得好一些，感情傾注得多一些，用自己的真實感情去感動別人。我不喜歡那些濃裝艷抹、忸怩作態、編造故事、散佈謊言的文學作品。

　　我認為技巧是為內容服務的，不可能有脫離內容的技巧。每個作家都有他自己的表現手法，這是從他的創作經驗産生的。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我也讀了一些，但是震撼我的心靈、使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響的作品(例如《悲慘世界》和《復活》)絕不是喬裝打扮、精雕細琢、炫耀才華、賣弄技巧的東西。我因為自認為是一個“客串”，精神上沒有包袱，我可以老老實實地寫，不必管有沒有“文學腔”。

　　我寫文章不是因為想做作家，只是因為我有一肚皮的話想吐出來，我在生活裏有許多感受要寫出來。我的感受，我的話只能由我自己寫，自己説，不能找別人幫忙，請別人“培養”。我聽見有些年輕人説：“我想寫，寫不出來。”自己寫不出來，別人也無法代寫，反正寫得出的人不會少。全國有一百幾十種文藝刊物，它們需要稿子。

　　前兩個月我遇見一位青年作家，她説她在農村插隊九年，有很多話要説，她一定要寫出來。她已經在刊物上發表了一些作品，她還準備寫出更多的。這樣的青年作家我見過好幾個，我知道他們的數目不少，各省市都有。他們有生活，有愛憎，有話要説，有精力從事創作勞動，不讓他們寫也不行。讀者需要他們。他們是正在生長、發展的新生力量。他們有勇氣，有良心，有才華，有責任感；他們不為名，不為利，只是出於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他們不是“文學商人”，也不會看“風向”、看“行情”。他們向讀者交出整個的心。他們是靠作品而存在，而戰鬥，而成長。他們將在自己的藝術實踐中勇往直前。在他們的身上我看到了我國文學事業的繁榮和發展。

　　我熱誠地歡迎他們，也甘心讓他們把我拋在後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