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6月2日新媒體專電(記者倪瑞捷)身著灰色西服，笑起來雙眼瞇成一條縫，説話不緊不慢，還帶有一些山東高密口音，大師級的莫言和藹可親、風趣幽默，卻如其筆名一般“惜字如金”——莫要多言，一切盡在書中、盡在生活之中。

　　“文學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裏面做到了。”5月31日，莫言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講述生活點滴對他文學創作的啟迪，暢談他無盡想像背後的冷靜思考。

　　苦難的生活：不幸造就超凡想像力

　　近日，莫言在智利駐華大使館授權智利方將自己的代表作品之一《生死疲勞》改編成話劇，並在拉美地區演出。談及《生死疲勞》的創作過程，莫言稱最要感謝的還是童年那段艱苦的歲月。

　　“童年時的我極其孤獨，在荒蕪的草灘中只能與動物為伴。我渴望與天上的鳥、地上的蟲交流，看著漫無邊際的藍天會浮現出無數個故事，當我成為一個作家後，我就把這一切都寫進小説。”莫言説。

　　莫言這樣描繪童年生活的房子：又矮又破，四處漏風，上面漏雨，墻壁和房笆被炊煙熏得漆黑……刻骨銘心的饑餓感和輟學回家的孤獨感卻成就了這位文壇大師超凡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培養了他對自然的情有獨鍾。

　　莫言説：“我可以在文學作品中無拘無束地想像，但本質上卻逃脫不了過去和現實的束縛。”在他的文學地標“高密東北鄉”中，既有《紅高粱家族》墨水河畔孕育出“我爺爺”“我奶奶”的狂放不羈，也有《豐乳肥臀》中金童的退化與軟弱，更有《蛙》裏鄉村醫生“姑姑”的矛盾與掙扎。

　　記憶中“蠻荒一片、讓人倍感寂寞與孤獨”的故鄉成了莫言取之不竭的靈感來源。

　　瘋狂的想像：小説是亦真亦假的文學世界

　　在莫言看來，想像力就是一個作家的靈魂。在《生死疲勞》中，他透過充滿想像力的動物視角，為讀者講述了一個被冤殺的地主經歷“六道輪迴”變成驢、牛、豬等牲畜的故事。“故事有些荒誕，但其中情節我是早就構思好的。想到用‘六道輪迴’來佈局整篇小説後，我就一氣呵成寫完了《生死疲勞》這部作品。”

　　對於莫言，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給予的評價是：“他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

　　“我早年在農村時就讀過聶魯達和略薩的詩歌和小説，初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時整個人完全被顛覆了，我的一些作品中也帶有馬爾克斯的痕跡。”莫言並不否認魔幻現實主義對他的影響。

　　莫言仍然記得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馬爾克斯熱”，對許多中國人而言《百年孤獨》就像是一座文學高峰，每當新的譯本問世後又會掀起一股熱潮。

　　然而，莫言拒絕成為第二個“馬爾克斯”。“高密是我的故鄉，童年的經歷是我獨有的，中國社會形形色色的現象也都是獨一無二的。我不想成為某個作家的翻版，既想寫普世的價值，又想寫出屬於中國獨有的特色。”他説。

　　帶有想像的描寫可以魔幻、誇張甚至變形，但莫言始終認為小説家的想像要服務於現實。回顧歷史、審視現實、展望未來是一個作家對社會應有的反思。

　　文學的碰撞：文化交流無法以任何形式替代

　　早年，莫言的小説《紅高粱家族》被張藝謀改編為電影，之後電視劇版《紅高粱》問世。如今，莫言另一代表作《生死疲勞》也將被改編成話劇。對此，莫言認為更加多元的藝術形式有助於提升文學作品的傳播，但他本人的每次授權都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希望改編後的作品依然能帶給讀者思考。

　　在智利駐華大使館的授權儀式上，莫言説：“中國和智利地理距離非常遙遠，但心靈距離很近。這都要歸功於像聶魯達這樣的文學大師，通過他們的筆，我可以真實感受到拉丁美洲的風情和每一個家庭的生活狀況。”

　　作為唯一的中國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如今成為世界認識中國的一張名片。談到對外文化交流時，莫言始終堅信文化藝術沒有優劣之分，不同的歷史和社會造就不同的風土人情，從事文化創作的人要“向生活學習，向歷史文化傳統學習，向國外的文化學習”。

　　成名之後，莫言也有他自己的苦惱：本就沒有盡到一個好父親的責任，如今陪伴家人的時間愈發少了；自己紮根農村，是個農民，如今在城市中參加各種活動，有時也身不由己；獎項是短暫的榮譽，一個作家還是需要拿出更多的作品……

　　最後，莫言不改往日的幽默，笑稱智利口感好、價格實惠的葡萄酒已經征服了自己的味蕾，收穫好劇本的同時，此行最大的收穫就是獲贈了兩瓶智利葡萄酒。